这个月初，中国新版《宗教事务条例》正式上路执行，短短几天内已有至少19个家庭教会遭到查封，影响波及上千信众。这是习近平领导中国后，再一波对宗教组织、民间社团的管制。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依法治国」、「宗教中国化」等政治决策，使活跃的公民社会、宗教社群依序在《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及《宗教事务条例》等规范下，逐步纳入中共的管理范畴，而中国的天主教会，无论是接受「爱国会」的公开团体，或是忠于教宗的地下团体，同样也在这样「依法治国」的目标下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

       

就在《宗教事务条例》上路前几天，国际媒体突然拋出消息说，教廷在2017年底要求汕头、闽东的地下主教退位，并将让位给另外2位过去因「自圣」而被教宗科处「绝罚」的主教，引起各界哗然。然而，不过几天，梵蒂冈教廷更高调拋出中国和教廷已经达成主教任命共识的消息，并称中梵将在半年内簽署协议，未来双方将「依法」任命新任主教。此外，更有消息称，教宗已经授予中国仅剩7位「非法主教」赦免。

上述种种中梵和解的消息，随即引发部分团体、香港荣休主教的不满及反弹，更惊动我国（中华民国台湾）外交界—执政党立法委员随即对外公布将组团赴义大利与梵蒂冈官员交涉。此外，过去鲜少对中梵外交事务表示意见的台北总主教，也特別接受媒体采访，表达教廷对台湾的关心，绝不会放弃台湾。

       

梵蒂冈选在中国推行「宗教中国化」的这几年，加强对中国外交关系，不免引起其他宗教不满，尤其是积极支持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团体，大概非常「感冒」，并将梵蒂冈的作为视作是「不管其他弟兄的苦难」。然而，梵蒂冈的策略似乎是有它自身的战略考量，或许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尝试理解教廷的考量。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梵蒂冈从未放弃透过宗教交流、外交斡旋等方式，间接影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境况。自1980年首次派枢机主教访问中国至今40年间，中梵确实达成不少成果，除了近几年的主教协议，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梵蒂冈逐步促成公开团体及地下团体合一的整体目的，似乎已经走到「最后一片拼图」。

       

从梵蒂冈角度来看，教廷对地方最重要的政策目的是「牧灵」。中共推行「自选自圣」及「爱国会」使中国教会分作公开和地下两个团体，有神父解读认为，「这是中共恶魔的行径，以『分裂』兴起教会纷争，坐看教会自然衰亡」，所以，面对中共的行径，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促成公开团体和地下团体的合一，强化中国大陆教会的神学底蕴，并与中共交涉取得教会正常运作的保证，最终达成教廷公开地传教与照顾所有信仰者的目的。神父也曾说，「当我在爱国会的团体与他们一起时，我就是爱国会的神父；当我与地下团体在一起时，我就是他们的一分子。不分公开和地下团体，信仰的内涵、礼仪都和全球共融一致，没有什么差別」。

       

综观梵蒂冈和中共的协商过程，双方须协商的课题至少有四个面向：就梵蒂冈「任命主教」事达成共识、促成公开团体和地下团体融合、达成允许「未来教廷驻中国代表与地方教会自由联系」的共识、妥适安排教廷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共识。以现阶段媒体资讯来看，中梵双方已经逐步达成对主教任命问题的协商，去年下半年成都、安康2位主教在教廷认可及中国默认下祝圣，传为佳话；今年传闻中梵达成主教问题的协议共识，更是教廷与中国进一步在「法律架构」下推展中国教会朝向公开发展的成果。

若以具体数目观察，2002年时公开团体主教72位、地下团体主教45位；教宗本笃十六世期间，2011年公开团体主教69位、地下团体主教38位；当前，教宗方济各带领下，2016年公开团体主教64位、地下团体主教24位。地下团体主教人数的变化，似反映教廷带领地下团体逐渐走向正常化、公开化的策略，并期许在中国有更丰富的本地化发展，让信仰的内涵扎根在中国社会。

近年研究中国天主教的刊物，如新加坡中华公教联络社定期发布的「中国天主教指南2014」在刊物内取消公开团体和地下团体的区分，也是反映教廷对中国牧灵发展整体思维的一个案例。

梵蒂冈教廷的决策，是否服众让人满意，这或许见仁见智。但在中国推动「依法治国」及「宗教中国化」的「鸟笼」框架下，教廷是要期许地下团体以冲突表示对信仰忠贞，是要最终对撞导致不得不否认中国教会的存在，或是期许透过法制化及教务协商的方式，为团体在中国公开发展背书，教廷内部似乎已有定见。这绝对是个糟糕的时代，这绝对是个糟糕的「鸟笼」规范，但不在第一线上的梵蒂冈教廷，或许是用这个方式在捍卫著他的信仰者—祂的子民。

作者：周义鸣（政大东亚研究所硕士生）

来源：苹果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