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李柏光弟兄突然辞世的噩耗，这是继半年多之前刘晓波“被肝癌死”之后，又一位好朋友毫无征兆地离开，而且是同样的一种不治之症：肝癌。

肝癌似乎成了中国异议人士的“第一杀手”。在中国的政治情势极端恶化的今天，我得不到足够的资讯，无从判断李柏光是不是像刘晓波那样“被肝癌”；但肝病至少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必然的关系，中医说“怒伤肝”，以李柏光“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性情，在处处皆是不公不义的中国，他能不怒吗？他能不伤肝吗？他常常遭到国保警察的恐吓、跟踪、非法软禁、殴打，长期过这种非人的生活，身体能保持健康吗？

在北大校园与李柏光初识

我与李柏光认识，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北大校园里。那时，我刚刚出版洛阳纸贵的处女作《火与冰》不久，因此逐渐认识了一些跟我一样在北大求学的、不同系科的“有志青年”，如许知远、滕彪、杨子立、萧瀚等朋友。我们常常在宿舍、未名湖畔、万圣书园、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处相约聊天。我们也经历了校园社团“时事社”被解散、校园杂志《微光》被停刊等事件，开始感触到如影随形的大学保卫处以及隐藏在大学保卫处背后的国保特务的可怕力量。

正是那个时期，大约是杨子立的介绍，我见到了常常到北大食堂蹭饭的李柏光。他早已从北大法学院博士毕业，原本在海南大学有一份稳定的教职，结果因为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被国保警察盯上。他不堪其扰，遂从大学辞职，放弃了房子和薪水，返回北京成了一名一无所有的“北漂”。

第一次见到李柏光，我有些惊讶：居然还有这么“土”的博士！他刚刚三十出头，却已是半秃头，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常下地干活的农家子弟。他不修边幅，身穿一套不合体的劣质西装，里面是一件领口都已磨破的白衬衣。如果走在街上，不会有人相信他是北大法学博士和律师，而会以为他是刚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

那时，李柏光的精神已处於某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他跟我们见面时，如果是在公共场合，他会不由自主地扫视四周，观察有没有闲杂人等。他说，他曾经在路上被秘密警察绑架，场景如同“六四”后刘晓波被绑架的那次那样：他正在街上匆匆行走，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街道旁边，从车上冲下四条汉子，不由分说将他架起来扔到车上。然后，车子迅速启动，周围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途中，那些特务故意羞辱他，几双皮鞋同时踩在他身上，最恶劣的一个特务头子甚至直接踩在他脸上，还不准他动弹，一动弹就是拳打脚踢。尽管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共产党的暴行，但李柏光的这番描述仍然让我吃惊。他的这种经历，直到十多年之后，我才亲身经历到。

为什么拥有北大博士的光环、已经成为让人羨慕的大学教师，李柏光却放弃这一切，自我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荊棘路，进而沦为被恐惧所折磨的“国家的敌人”？李柏光说，他不能忍受没有公义的社会，他在湖南乡下的农家长大，家中一贫如洗，且时时受到贪官汙吏的欺压。少年时代，他就发誓通过苦读改变命运，不是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样绞尽脑汁“打入”上层社会，而是掌握法律武器帮助比他更“低端”的同胞，所以他选择学法律。他还告诉我，在收到北大博士班的录取通知书时，他一度爬到楼顶想跳楼自杀——因为他身无分文，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心中痛苦万分。这个细节让我极为震撼，在李柏光瘦弱而精悍的身体内，凝聚著多少的哀痛与苦楚啊。

苦难不一定是生命中的良药。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等落马的腐败官员，早年都是吃不饱饭的苦孩子出身。然而，苦难的经历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地索取、肆无忌惮地作恶，然后造成更多人经受更大的苦难。而对于李柏光来说，他将苦难当作上帝赐予的礼物，“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变成酒”，他勇敢地接受这个礼物。苦难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公义，他的一生都将为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实现爱与公义而奋斗。 

在方舟教会与李柏光的弟兄之爱

那些年，我与李柏光常常相聚，一起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也一起寻求真理与信仰，我们几乎同时深切地感到，民主无法成为一种终极理想，民主无法让我们安身立命。异见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各种纷争、嫉妒、仇恨，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不可靠和圣人崇拜的虚妄。

那些年，李柏光一边利用法律专长，帮助別人做法律咨询方面的工作；一边介入图书出版业，以“书商”的身份赚钱糊口。他先后翻译并出版了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写的《品格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金钱与人生》等书籍。这些书大都叫好不叫座。他出书时，首先考虑的是这本书的精神品质，而不是它有可能到达怎样的销量。所以，书商的事业并没有让他赚到多少钱。 

还有一次，李柏光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他要去家乡开矿，有一位老同学邀请他合伙，这个事业能让他赚一大笔钱来帮助更多的朋友。我知道他不是当老板、发财致富的料，劝他不要去做此类他并不精通的事情。以他的单纯和诚实，那个人心比煤炭还要黑的行业，岂有他的存身之地？果然，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沮丧地告诉我们，这一趟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被人骗走了一笔积蓄。 

李柏光比我更早成为当局眼中的“敏感人物”，在中国，组党是“反革命罪”（后来改名叫“颠覆国家政权罪”，换汤不换药）。他参与过组建反对党的事情，在党国眼中就是高度危险的人物。二零零四年，李柏光的律师生涯遭遇重大挫折，他遭到当局抓捕，然后“取保候审”。在此期间，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倒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到我们刚刚成立的、小小的方舟教会，跟我们一起主日礼拜、周间查经。那时，我刚刚受洗几才个月，对圣经真理所知不多，我们便一起互相搀扶著、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往前面有光的方向走。 

圣经中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果然，一年之后，圣灵打开了李柏光忧愤孤苦的心门，他向教会提出要参加最近一次的洗礼。

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方舟教会在北京郊外怀柔的一处水库举行洗礼。那一天，我们在天还未亮时就出发，乘坐妻子以她任职的公司的名义租来的一辆大巴车，早早来到水库旁边。大家布置好洗礼所需的一切，天刚刚亮，还没有一个游人前来。那一天，受洗的有七八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换上雪白的洗礼袍，排成一派，其他的弟兄姊妹簇拥著他们，然后大家一起咏唱赞美诗。歌声在青水绿水间传扬，惊动了水中的鱼儿和天空的飞鸟。 

洗礼开始了。李柏光排在第一个，他缓缓地走下阶梯，迈入清冽的水中。牧师扶著他，让他仰面向天浸入水中，然后再从水中起身。那一刻，他成了新造的人；那一刻，便是天使也要为之欢呼。

然后，每个新受洗的弟兄姊妹都当众宣读自己的见证。李柏光的见证写得最长，读的时候，他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他讲到赤贫的童年，讲到在北大“头悬樑、锥刺股”的苦学，讲到从事民主运动和法律维权过程中所受的打压和迫害，他的身心已然伤痕累累，上帝亲自抚摸和医治了他。 

方舟教会因为聚集了不少人权律师、异议作家、六四受难者、上访村的访民，多次受到警方的骚扰。有一次，警察破门而入，李柏光挺身“舌战群警”。警察说：“拿出身份证来！”李柏光则说：“你们必须先出示警官证！”警察说：“不准对着我拍照，我有肖像权！”李柏光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肖像权！”警察说：“按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你们是非法聚会！”李柏光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只是法规，未经人大批准，不是法律。而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们遵从宪法，不承认《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他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让那些本来就是法盲的警察哑口无言。后来，李柏光将这些“实战经验”编辑成小册子，免费散发给农村的家庭教会，教他们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效果非常好。很多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有一次，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的场景：当警察正在冲击一见河南的农村教会时，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李柏光，李柏光就在电话中教他们如何应当警察，对方现学现做，居然让起初气焰嚣张的警察慢慢软了下去。 

二零零六年春，我与王怡、李柏光应邀赴美参加“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会后有幸在白宫受到小布什总统的接见。我们各自分享了信仰见证，也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对美国如何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一些建议。会见结束后，布什总统送给我们每人一个铭刻著他名字的领带夹，另外送给我和王怡的妻子各一枚袖釦。布什总统对李柏光说：“你还没有结婚，你得不到这件礼物了，等你将来结婚了，我再补送给你。”几年后，李柏光跟一位同样敬虔爱主的姊妹结婚了，不知道他再度与布什总统见面时，有没有向其讨要这份迟到的礼物？ 

再后来，李柏光迁居南京，我们很少见面。二零一二年，我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李柏光与谭嗣同：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李柏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殉道者，让我想起清末戊戌变法中的殉道者谭嗣同。 

李柏光与谭嗣同都是湖南人，都有一种“湖南骡子”的激情、坚韧与固执。他刚刚受洗之后，无时不刻携带着一本大字本的圣经。他告诉我：“只有拿着圣经，我才有安全感。”他原本非常推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原本计划出版其传记和文集。在编辑工作中，他发现马丁·路德·金有过婚外情、嫖妓等恶行，立即就放弃了这个即将完成的计划，全然不计前期的投入全部化为乌有。他如此决绝地说：“我不能忍受这个如此败坏之人！”我劝他说，上帝也使用罪人完成某些特別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不能如此装备齐全。然而，李柏光生性就嫉恶如仇，不接受我的劝告，去做別的工作去了。

谭嗣同所生活的清末，跟今天的中国颇有相似之处。谭嗣同面临著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瓦解，以及文化价值和基本宇宙观所造成的“取向秩序”解纽这双重危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共同面临的政治、文化和信仰危机。思想史家张灏在《谭嗣同的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一书中指出，谭嗣同的烈士精神由其世界意识、唯心倾向以及超越心态熔铸而成，又糅合墨子摩顶放踵的任侠精神、普救众生的大乘菩萨精神以及基督教士冒险犯难的传道精神，成为一种“冲决网罗”的生命哲学。谭嗣同在《仁学》中高举一种极端的批判意识，为了体现“仁”的精神信念，任何外在的制度、法规、习俗、仪式，甚至学说、理论都可能构成障碍，因此都要超越，都要否定！谭嗣同的烈士精神和批判意识在后世中国知识份子心灵中产生极大回响。 

李柏光也是这样一位深具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的信仰者。谭嗣同年仅三十六嵗就为戊戌变法而献身，李柏光则是四十九岁就英年早逝，未能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开启。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他。近二十年来，近百名前赴后继的人权律师群体中，李柏光是最早步入这一领域、拥有最高学位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者的一位。他低调、谦卑、热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没有肮脏、汙秽的世界里。我跟他一起吃饭时，他通常顾不上品味饭菜的味道，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就眼睛发亮地跟我们探讨法律、政治和信仰等方面的议题。若是在美国，以他的睿智和口才，必定可以当上法官或议员。可惜，在日渐陷入黑暗的中国，他无法施展全部的才华，反而成为党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李柏光对基督信仰有一种炽热的体验，很多温吞水式的教会大概不习惯他的这种炽热。每当他听到那些来教会的上访村访民讲述其冤案，立即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最后必定告诉他们说：“真正的公义只有到上帝那里才能获得，赶快信主吧！”那一刻，他仿佛不再是巧舌如簧的律师，而成了忠心传讲上帝之道的牧师。 

在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李柏光的生活最为简朴、最为单调。他如清教徒般刻苦己身、知行合一。他使用的公文包，跟陈定南的公文包一样破旧不堪；而那件缝缝补补的白衬衣，十年如一日地穿在身上。他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一直没有购置自己的房子，因为租房，常常被警察赶来赶去。不知他迁居南京、结婚成家、生养孩子之后，有没有固定的收入，有没有自己的房子？而他的骤然离世，他的妻子和八岁的孩子，将来该如何生活？

上帝让我与李柏光在生命中最美好的那段时光相遇相知，一起走了一段有风有雨的天路历程。此后，我们又被上帝像撒种一样撒在不同地方，但我们彼此掛念、彼此守望、彼此代祷，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并未分別。 

如今，上帝早早地歇了李柏光弟兄在地上的工，尽管我不明白上帝这个计划的美意所在，但我愿意含着眼泪对已经在彼岸的李柏光弟兄说：“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你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你的；不但赐给你，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