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8年5月1日）最近，享負盛名的新教神學大師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訪港，舉辦兩個公開活動。當中，由崇基學院神學院和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舉辦的「與莫特曼對話」，安排三位本地神學家 — — 林子淳、郭偉聯和賴品超 — — 與莫特曼作學術交流。

本文簡略報導郭偉聯博士的文章，題為《中國教會及其使命 — — 與莫特曼的教會論對話》，該文試從莫氏神學入手探討中國教會的出路。

中國夢與莫特曼

郭偉聯先從莫特曼近期對中國的觀點引入。對莫特曼而言，「平衡」（equilibrium）與「發展」（progress）是理解現代中國的兩個重要主題。

一方面，「平衡」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天道」觀，重視在一個自然和人文的整體中，各部互相依存和互相平衡的特性。另一方面，「發展」則了新中國繼承的馬克思進展式唯物史觀。

莫特曼上述論述原意是關注現時的生態危機，但他也提到這兩種觀點在中國的政治含意：在古代帝國時期，中國執政者要應「天道」而行；而新中國執政者則要應「歷史進程」而行。但這兩者聯合在一起會發生什麼呢？

郭偉聯認為在習近平所宣稱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中方已嘗試將兩者結合。他們宣稱在這復興中，「平衡」與「發展」均能達致。然而，中方同時宣稱基督教盛載著一種侵略性的進步主義思想，有違中國文化，因而必須將基督教「中國化」。

從而，郭偉聯引進到本文的主題。他嘗試從莫特曼的教會論和聖靈論中，論證上述中共所提倡的意識形態並不符莫特曼對「發展」和「平衡」的概念。而且要找出中國教會未來應如何行事。

終未性盼望

莫特曼很清楚現代工業社會將宗教邊緣化，令宗教成為只關乎個人和內心的事，而失去了其公共面向。對中國教會而言，中國憲法只容許信仰自由，卻不容許宗教自由（即不確保有如傳教等宗教活動的自由）。這正切合了上述將宗教規限在私人領域的大方向。這使中國教會只能向三個方面發展：

1. 在國家規條下滯固了的機構

2. 狂熱性的民間宗教

3. 以「加爾文主義」名義行「政教分離」的宗派

然而，三種方向都不符莫特曼提出的有終未性向度的教會；反而，他們落入一種歷史的權力（power of history）中。在歷史的權力中，我們對未來的盼望已被固定，所謂未來不過是「現時」的延伸，為的是鞏固既有權力。但莫特曼那彌賽亞式的未來卻是對盼望徹底的開放；在彌賽亞時刻中，法律以及一切「過去」都不再具強制性，上帝的未來戰勝了現時。

正是這對未來的開放性令教會不可被國家建制所馴服。對莫特曼而言，教會的任務正是要抵禦建制性力量將一切穩固化，要質疑事物的意義，保持事物的不確定性，從而令歷史進程保持彈性。

教會要不斷擺脫社會的固定化，突破既有和已穩定化了的社會角色，正是在意義上教會可說是要「出埃及」，是一種Exodus Church。 如此，教會總是在對終未的預期下行動，是一種終未性群體，意味著一種新生命的意量。它要做的不是展現魔術或神秘力量，而是去接待客人，服待他們。

彌賽亞未來也令教會不化約成一種政治運動，因為真正的盼望從不在革命和政治運動中；相反，教會應體現為人民的苦痛和希望 — — 與苦痛的人一同受苦，卻在絕望中為他們帶來希望。這對中國教會尤其重要。

換言之，我們不應問教會由甚麼構成以及它是什麼，而應問教會在哪裏發生？不論是三自教會、家庭教會抑或其他形式的教會組織，「教會」都可以在當中發生。

然而，上述的觀點會否只是為業已分裂的中國教會再添一塊碎片？怎樣才可對中國眾教派展現莫特曼的正統性？這是一個挑戰。

聖靈論與中國文化

在論文的未段，郭博士嘗試說明莫特曼的聖靈論可如何幫助中國教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員。

他指出，在中共拆十字架的事件中，教外人士沒有對中國教會展現出很大的同情，這顯示出中國教會對中國社會而言，只是一位「異鄉人」。

他回顧基督教於18世紀來華時的實況，當時的宣教式神學令基督的救贖論主導了整個中國教會神學。教會相信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很大差別，異教文化是邪惡的；而教會的任務和存在意義就是要「拯救世界」。但莫特曼曾提醒我們，施行拯救的是基督和聖靈，藉著聖父將教會包含於其中，為要實踐其使命。

在聖靈中，教會和他人、自然和上帝聯合，藉著愛和受苦服侍他人。教會唯一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方能明白和理解自己的使命和意義。因此中國教會與中國人民實是一共同體。作為社群的一員，教會應在崇拜和各種儀式中彰顯聖靈之美。

假如中國教徒將要面臨逼迫，復活的盼望令人可對要走向死亡的生命肯定地說「是」。逼迫並不能令中國信徒離異於中國文化中，因為這對生命的肯定，正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中。

来源：读书吧！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