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記者李容珍報導）中國新的宗教事務條例於二月1日實施，對中國教會的挑戰與機遇為何？

中華福音神學院於三月1日舉辦「新宗教政策—新一頁中國教會史」講座，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軍分享「中國教會面臨的挑戰」時，特別用「泡沫的崩塌？」來形容當下中國體制外教會的危機。當中國教會在數量上大幅度成長，若是質上仍有很多問題，就會讓人反思「這個泡沫是否會崩塌？」

他也談到「後洛桑現象—教會的蛻變或更新」對於中國教會大躍進心態，希望能超英趕美，稱「未來廿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宣教的一棒已交到中國人手中！」然而內部存在很多問題，值得令人深思。

這是華神舉辦的第一場中國教會系列講座，宋軍因簽證問題無法來台，華神國際事務處主任胡維華特別趕到香港錄製宋軍的上午第一場與晚上第二場「在光與影之間—中國大陸體制內外教會在新《宗教事務條例》下的挑戰與機遇」講座內容。

從中國文化和歷史向度來看教會

宋軍一開始從文化向度來看，1.中國文化是以家和家族為核心的遠近秩序，外延為以本土為中心的地方主義。當面對外來挑戰時，判斷會從甚麼是與我有關？甚麼是極力保護的？2.父家長制及地方精英為主導的威權體系，決定了誰說話才算數？

3.中國以儒家倫理道德為言行規範，是以何為善？其對中國教會不自知地造成影響。但是聖經往往挑戰我們的價值觀，可能我們以為好的，神看為不好；但是神看為好的，我們以為不好。4.中國人的宗教心態，關注的是生存現實需要的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關心的是能夠有求必應。中國人以積德行善為根本自我的救濟，而教會是否也與上述提到的文化向度有關。

從歷史向度來看，宣教士最初建立的教會，對後來影響深遠。他說，中國教會第一代新教信徒大部分為草根百姓—追求基本生存需要（衣食、安全、教育），特別是本土化進展緩慢，信徒在社會多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對教會觀薄弱，對社會缺乏承擔。宣教士主導教會治理，與社會互動出現兩極化，走關注社會變革的李提摩太或是宣教的戴德生路線。民眾眼中的基督徒則是吃洋飯、告洋狀的，直到現在有很深影響，所以我們要在歷史中學會反省。

他提出要反省的三部分：一、分別為聖，遠離不潔與罪惡。中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民眾反基督教運動，一波波的教案暴發，迫使宣教士思考調整宣教策略的改變。二、效法基督，跟隨主的腳蹤行。當年戴德生在揚州教案後經過反思，認為要放下條約賦予他們的特權，甘願吃虧。三、教會自立，承擔整全福音使命。教會在自立、佈道與關心社會必須整合在一起。

教會快速發展後產生的問題

宋軍說，自從文革後，教會迅速發展、基督徒人數激增，有稱5、6千萬，也有稱1億人。若以1949年的基督徒有60到100萬人，現今來看，有十倍、廿倍或卅倍的成長。但是對中國體制外教會來說，他提到，世俗主義對教會的侵蝕嚴重，譬如用套餐式的佈道、快餐式的崇拜學習效率，希望帶來快速眼見成果的服事方式。另外，很多教會採用公司式的治理，事工項目導向的牧養。其實，傳道人感到沮喪不解的是，儘管付出各種努力，花很多時間精力，為何弟兄姊妹仍感到缺乏牧養，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而且，紅色文化DNA不自覺深植在教會內部，所以產生紛爭，對外界發出的信息往往經過片面的宣傳；領袖展現高大權的形象，很難與親密同工分享自己的軟弱，沒有屬靈的同伴，一直孤軍奮戰，生命中很多需要處理的，而牧者往往高處不勝寒。譬如上海和溫州傳統的教會有長輩把關，但是不少新興城市教會缺乏長輩，他們常說自己是「沒有父輩」，領袖容易把自己包裝起來。

而且領袖缺乏責任倫理，只要認為設定目標是正確，往往採用各種手段，然而對弟兄姊妹安危的考量是不足的。譬如現在很多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教會要宏偉，投入大量資源在建造教堂，只要能引起國際關注就會去做，反而不願去做默默無聞的工作。

宋軍也提到，成功神學在教會的影響，往往抽去十字架的福音，認為信主後就不會遇到困難和身體疾病，會考上好的大學，工作會順利，會賺大錢。另外，為迎合會眾消費者心態，尋找宗教服務，以牧師的講道好不好？有沒有兒童主日學？交通方不方便？會堂空調夠不夠？成為信徒選擇教會的條件。所以，教會成長不再是傳福音，而是從其他教會加入，特別是Maga Church都市型大教會，為迎合弟兄姊妹需要而建更大教堂和更high的敬拜。

他表示，世俗主義對教會的侵蝕也反應在神學認知與生命之間的脫節。他觀察很多弟兄姊妹的靈性低迷，外面表現得傲慢與偏見，讓中國教會在生命的見證上受到虧損。

德先生訪問中國教會的挑戰

他說，不能忽略的是「德先生（民主）訪問中國教會」，對教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德先生和賽先生分別在中國歷史進程扮演重要角色。「德先生」進入到中國教會，影響到教會對民主治理的追求。「權威」和「權柄」在中國教會非常敏感，所以「教會論」是非常需要解決的問題，何為教會？教會何為？治理模式：長老治或會眾制？弟兄姊妹提出要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彈劾權，所以每個教會在制定模式架構次序都會面對這樣的挑戰。

宋軍提到，分化的中國教會，也是後宗派時期的特點，所以不論在教會、公司各層面都需要表明立場「歸邊」。中國教會分門別類：分體制內和體制外，所以信徒會問：「你是三自或家庭教會」；神學上是改革宗歸正教會或福音主義聯盟？地緣關係：是溫州、河南、安徽的教會？階層分為：農民工、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海歸。回應政府方式：登記與否、分散抑或抗爭。

他提醒，教會是否變成非黑即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性才稱為「合一」，即使在同一合理的光譜也不能尊重不同選擇？這也是教會面對的挑戰。

失去年輕人　抗爭行動可行否？

他也憂心，教會正失去年輕一代，學生福音事工全面受限，陷入低迷，牧養實踐難以回應青年信徒的需要：如婚戀、職場、社會思潮、網絡文化、同性戀平權運動；青年信徒、信徒第二代流失嚴重。他談到，教會的辦學潮是「土法上馬」，在缺乏師資，能教的老師真正受過師範教育的人又很少，滿腔熱情希望能教導下一代以信仰為基礎的教育，但是是否已準備好了再開始？因為教育不是白老鼠，如果辦學失敗是無法逆轉。

另有教會弟兄姊妹或傳道人是否合宜委身民運？教會版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主張公民抗命方式，是否可行？另外，網絡暴民：基督徒的「憤青」？語言諸多攻擊漫罵…等。

他期望在上述粗略宏觀觀察教會面對很多危機，也提出幾個深思的問題：甚麼是教會的本末、主次？教會該如何避免與罪汙有份？教會是否應該及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在權益爭取中獲勝是否是教會優先考慮的事情？甚麼是教會該堅持的？甚麼又是可以放下的？教會建築重要，還是跟隨主的人重要？教會該努力進入主流社會？教會要回到權力寶座，還是回到十字架旁見證主？教會該如何影響社會？都值得教會深思。

（宋軍主任1日晚場分享將於下期刊登）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