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6日，一份由缅甸佤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发给属下中央机关各部门、各部队、各地方政府的“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决定通知”文件显示，佤邦正在复制中共镇压基督教的强势政策。

这份文件显示全邦在清查传教问题，首要条款特别注明针对支教老师；以及对传教人员追根摸底；基督教场所统计，禁止发展新信徒和盖建新教堂，未经审核批盖的教堂予以取缔；对支持传教的干部严肃处理；禁止学校的任何宗教教育及宣传；神职人员限于本地人。

该文件内容及其后的驱逐行为，有悖于该地域一贯的宽容政策，令活跃在当地的基督教团体颇难理解。但观察人士找到其行为背后因素的蛛丝马迹，佤邦对基督教的最新行动，处处可见其与中共打压基督教的手法一致。

有报道干脆称：是中国指使佤邦政府驱逐在当地支教的中国基督徒。有确凿的信息证实，中方正式通报佤邦政府，中方对佤邦的警察称：

“这群宣教士是美国人派去的”。

可见中方出于“反美”的政治动机，嫁接某种罪名以恐吓中国基督徒，旨在抹黑并最终摧毁基督教在佤邦的组织结构和活动。

中国对本国基督徒的镇压已不限于境内，明显有向境外扩散的趋势。中国在打击境内基督教同时，将在邻国传教的基督徒列为优先打击对象。

中国雄心勃勃的鼓吹“一路一带”的世纪战略，在“一路一带”国家或邻国活动的中国基督教活动人士，被视为对中方推行该计划的障碍。中国政府认为，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国基督徒抵触到该地域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徒的禁忌。若由此招致报复，将给中方带来“危机处理”麻烦。官方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017年5月24日，在“一路一带”的“中转站”巴基斯坦宣教的李欣恒和孟丽思，被极端恐怖分子绑架，后遭杀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讽刺他们年轻“上当”。事后尽管中方尽了一定的外交责任，但当李欣恒的骨灰被运回湖南时，地方官员没有丝毫同情，却表现出极度的不耐烦。

数月之后，与李、孟宣教有关的浙江温州家庭教会区总会的十四位宣教成员受到牵连，一度被秘密软禁在酒店，与外界隔绝长达数周。有理由相信，地方当局是奉命而行，表明政府的意图，向地方的教会清楚传递一个信息：遏制你们在“一路一带”国家或邻国宣教。

佤邦新近对在当地支教基督徒的不友善举动可见中方幕后施压的痕迹。佤邦传统上被中共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共长期给缅甸提供大量援助，对这一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基督教团体在该地区的活动被视为对其势力地盘构成竞争威胁。

在20世纪70年代初，佤邦被由北京支持的缅甸共产党（CPB）所接管。吹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缅共领导人，以及正统“毛派”分子被迫流亡中国，中国向他们提供支持。控制佤邦的联合军（UWSA）拥有2至3万名士兵。80年代后期，中国从出口革命转向促进与邻国的贸易，许多UWSA领导人及其成员在与中国和泰国的贸易中富裕起来，包括从事非法毒品贸易。

但该地区在一个世纪前就有了由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建立起来的教堂，虽然缅共是无神论者，但仍允许教会继续运作。最近的动态显示，中国说服了佤邦联合军，事实上也难以拒绝执行中共的意志，基督教似被视为既定秩序的威胁。

基督徒及宣教士还可能被中缅两国视为伪装成宣教士的西方间谍，是阻碍中缅两国崛起的战略旗子。官方的这种误读将把中国基督徒推向危险境地。在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对有过出境记录的公民进行详尽的盘问调查，出境亦变成一种累赘。在中美两国出现外交及经贸紧张的情势下，这种政治误读可能使局势变得更严峻。

在佤邦驱逐外国志愿者之际，中国政府在民间鼓动荒诞的“抓特务”运动。政府鼓励民众互相猜忌，将对方视为危及自己及国家的外国线人。以此瓦解社会互信，引发民众之间的恐惧对立。旨在瓦解民众的合力，防范民间可能因不满而形成的反叛力量。另一方面，防范所谓的“外国代理”。

中共对制度和执政相当缺乏自信，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困扰中共高层，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似乎集体犯上精神分裂症。将基督教疑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假想敌，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何对基督教采取如此激进的镇压，打击范围和程度超过以往的四十年。

这种狂想症起因与中共自身是前苏维埃政权在中国代理角色有关，中共发动内战并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至今仍无法摆脱“外国代理身份”的指责。这种扭曲的心理置换投射到对民间组织及外交决策的实际行动，疑神疑鬼的清洗“异己”性格，导致预防性的怀疑、对抗任何的异己。

这种畸形的集体性格招致系列的错误政策，甚至附和变态的打击行为。这种心理与其行为反映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及对全社会的监控和打压。最终因树敌太多，导致危及政权自身稳定的致命性后果。

基督教作为社会学意义上有形的民间组织，在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情境下，其近代入华的历史脉络以及某些特性一直被官方疑为具西方色彩。也因此，中共急于推进改造基督教的努力，倡导“基督教中国化”，事实上就是党国混合体的“党化”，强迫教会崇拜国家及领导人。

中共高层智库将苏东政权更替归咎于西方阴谋，天基两教则被背上充当西方“前线打手”的黑锅，从而祸及中国基督徒。中共将天基两教列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还可能将之升级置于潜在的“敌人”角色，这样的定性符合马列主义共产政权的阶级斗争哲学。

中国试图通过中梵协议的达成，以摆平中国千万计的天主教徒，像河北的“地下天主教会”数十年拒与官方往来，有了中梵协议背书，“地下”教会将合并入由官方控制的爱国会组织；另一方面，对基督教大省的浙江（温州）及河南的基督徒则严厉镇压，甚至有“灭教”的态势。

为了将基督教内外组织及事工一网打尽。几乎可以肯定，中共说服了佤邦，甚至给予巨额的秘密援助，换取佤邦对在当地开展基督教活动的组织采取强硬措施。9月6日佤邦下达文件的整个打压框架，与先前在佤邦支教，后被中方被捕的湖南籍曹三强牧师案息息相关。

曹三强曾帮助佤邦建立了16所学校，为该地区大约2,000名儿童提供服务。在中国基督徒的帮助下，曹为贫困地区带来100吨服装和用品。曹在中国云南被指控为非法进入中缅边境，于3月被捕， 6月，被云南孟连法院被判处七年有其徒刑。

曹在佤邦拥有良好的声誉记录，得到教育部门的表彰。但中国政府恶意的将曹的慈善事业政治化。曹三强有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曹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他本人拥有美国永久定居权。中国无情的羁押他，不顾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对美国政府的关注及民间呼吁置之不理。

中方对于这类案例的定性和评估往往带有强烈的有色眼镜。对于美国政府的介入定为政治因素，而不考虑美国社会深厚的道义传统，以及被囚禁家属的感受。非政府组织及受害者家属向美国政府求助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美国政府必须顾全大局，美国价值观决定其必须尽可能的捍卫宗教自由权益，包括其中的个案。

曹的妻子杰米鲍威尔苦口婆心的说，她丈夫的行动纯粹出于信仰的善举。因为他“穿越了中国和缅甸边境山区”，“他看到贫困而感到震惊”，他看到“没有衣服的孩子”和“靠近猪圈的临时学校”。该地区儿童死亡率异常高。

鲍威尔说：“我们很清楚约翰（曹的英文名）是因为他的信仰驱动工作而被逮捕，并被指控为有组织的过境点提供便利。这项指控经常被用来起诉人口贩运者。”

显然中方低估了曹的行善意志，错误定义中国基督徒的身份与角色。由此导致佤邦下达针对基督教志愿者的驱逐，其行为随处可见中国施压的影子，佤邦9月的行动是曹三强3月被捕后打压基督教团体的延续。

近年中国家庭教会兴起一股普世宣教的浪潮，大有势不可挡之势，作为对传教士入华的感激，及中国基督教致力宣教事业的鼓励，有教会领袖乐观的倡议在2030年中国教会要向世界差派二万名宣教士。

这一“浪漫”的“大跃进”目标，在“西进”宣教愿景与由中国官方倡导“一路一带”战略的地理上重叠，这些因素都可能引起中方过度诠释及过激反应。

当局轻而易举的通过监控或公开资料，掌握基督徒领袖对“2030”这一宣教议题的讨论和使命愿景，因此采取“先下手为强”的预防震慑措施。这跟周永康时期用于针对社会运动的镇压一脉相承，即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镇压基督徒永远是加害者一方的错，误读以及教会的“做大”都不能成为镇压理由。曹是当前中国家庭教会对外宣教运动的一位先驱者，介于“家庭教会”成员在中国广泛的受到压抑，即使在他前往佤邦山区之前，合理的推断是曹早就被中国当局监视。

而那些对宣教及支教表现浓厚兴趣的人都可能被视为是曹的继承者或“外国代理人”。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他们只是习近平主政后中国战略变迁的殉道者。

作为致力慈善的基督教工作者，他们只是忠实履行圣经及基督的教诲。中国则躲在暗处狙击，在基督徒和UWSP之间挑拨离间，将可能看到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和运动的出现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这或许就是近日佤邦出现驱逐基督教团体和个人不幸局面的原因所在。只要教会继续壮大，履行其责，中共的压迫也将不会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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