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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伯农：「全球视野」专栏作者。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与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日期： 2018年10月18日
近十年，英语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探讨「基督徒国际关系方法」（Christ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著作。政治神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整合被主流学术圈子讨论。根据学者塞尔（Jodok Troy）的观点，1这思潮的出现涉及两组历史张力。
第一，受到「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和公共讨论一直将「宗教」和「政治」两个范畴分开。以往，宗教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边缘化。这现象或源于启蒙运动以后，宗教被现代化理论中重视「理性化」、「进步」和「现代性」等信条影响，强行将宗教和政治分开。然而，1979年的伊朗革命，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等事件均证明了宗教于全球政治中的再冒起。2西方学界已不能否定宗教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必然关系。3
第二，面对着宗教于全球政治中的崛起，特别是那些西方世界以外的非自由／民主政体，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和社会科学界仍在尝试将「世俗」（政治）和「神圣」（宗教）分开。这便导致他们具偏差性地只将宗教看成「问题」（problem）去研究，没有看到原来宗教亦可以是「答案」（solution）。4
因应这些张力，本文会初步探索一具基督教世界观的后殖民国际关系方法。我会从两方面入手。第一，透过追溯英国学者怀特（Martin Wight，1913–1972）所创立的「英格兰国际关系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的神学伦理张力（Theological-Ethical Quandary）去提出基督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之间的张力或有助基督徒国际关系学者去探索后殖民先知见证方法。
第三，我将于下一篇文章从旧约先知以利沙于约兰王（King Joram）时期的先知见证和工作去省察基督徒后殖民国际关系进路。
学派的神学伦理起源
纵使英格兰国际关系学派（自此简称「学派」）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核心的学术网络扩展成为今天于英语学术世界中一具影响力的学派，昔日始创者怀特的神学伦理观点已因为世俗化和学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分裂等历史因素被边缘化。
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学派虽然有不同学说，但一般仍被视为一种糅合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于这无序的世界中，主权国家之间因为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战争的缘故，5自此构成了「国家体系」（states-system），进而构成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
1648年欧洲交战各派所签订的威斯化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正式将主权国家从神圣罗马帝国这跨民族「基督教社会」（Societas Christiana）里解放出来。然而，「主权」作为一国际政治理念却仍有其基督信仰的渊源。由于学派重视文化和宗教元素能于国际关系中建构「社会」（society）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学派的文化根基是植根于某一种「基督徒社会传统」（Christian social tradition）之上。6这传统究竟是什么？
回答这问题我们须追溯到怀特于1936年于英国神学期刊Theology发表的一份关于基督和平主义的文章。由于该文章一直有被朋辈或争议或批评为「一个年轻人的所有傲慢武断」（all the brash certainty of a young man）的结果，7怀特太太便多次表示怀特本人于后来奠立现实主义理论后，再没有将该文章纳入自己的著作列表之内。可见怀特一直被一种涉内外的张力所牵制着，使他未能释怀去公开接受自己自年青时的真正想法。
我却认为怀特的朋辈是有误解他的，但这文章表达出来的「信仰完美主义」（faith perfectionism） 所导致的神学伦理张力则一直有正面影响、塑造着怀特后来所发展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于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西方异教洪流中，英国基督徒被迫要将信仰于公共生活中「区分」（compartmentalize）出来，只能于私人生活中活出信仰。基督信仰完美主义指基督徒应积极于世界各领域中，表里一致、从根而发地活出和表达信仰对现实世界的意义。这神学伦理张力或有助调解尼布尔基督现实主义与尤达基督和平主义之间的争端。
当时有朋辈认为怀特作为圣公会会友，他对当时圣公会教会制度缺乏耐性。受到（被贵格会影响的）圣公会牧师Dick Sheppard所持守的和平主义神学所影响，怀特于当时纳粹德国崛起之时，捍卫了耶稣于「登山宝训」中的「绝对和平主义」（absolute pacifism）神学伦理，否定了大英帝国于印度的政策，他写道： ‘It is a sin to kill a man, but it is no less a sin to keep him alive in the British prisons in India,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Russia, the ghetto in Germany, or in the perpetual misery of unemployment.’8
「笔者译：杀人是一种罪，但它并不比将人囚禁于印度的英国监狱、俄罗斯的集中营、德国的贫民区、或失业中的永久苦难中为轻。」 1936至1937年间，大英帝国正面对印度西北边塞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的穆斯林叛乱，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宣传部门不断抹黑英国，试图转移视线和掩盖自己的罪行。于这处境中，怀特展示自己作为一「从根而发」（radical）的圣公会基督徒，公开反对大英帝国主义，批评殖民主义实为不合乎基督信仰，并指大英帝国与希特拉的德国本质上一样邪恶。当时，印度圣公会孟买主教撰文回应了他的看法，怀特则作出以下回应：
'From the Bishop's letter I understand that he has no misgivings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in the India; for my part, I must regard it as an inquiry […] I find the causes of imprisonment in India as unchristian as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isons […] I see nothing Christian in imprisoning men for the crime of seeking their freedom,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British regime in India, either for its real purpose of exploitation or for the conditions of misery and poverty which it engenders , is worth defending.'9
「笔者译：我理解主教来信中他对英国人在印度的作风并不存在任何疑虑担忧；对我而言，我必须将其看待为一查询[…] 我认为英国在印度囚禁人的原因跟印度监狱的条件一样不合乎信仰原则[…] 我认为英国将追求自由的人囚禁于印度监狱内一点也不合乎基督精神。我亦不认为英国于印度的政权值得捍卫，不论是为了剥削的真正目的或是为了它所造成的苦难和贫穷。」 神学伦理矛盾的必然性
虽然二战后怀特转向研究发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0但是有学者提出以下观察：
一、怀特所指的「基督和平主义」有受到贵格会教义影响。当怀特的和平主义观被套用到国际关系之上，便变成了一种「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他对世界和平的渴求和委身意味着他会竭力说服全世界去防止战争。战争被视为非理性和非人道的行为。怀特的和平观植根于一绝对完美主义式的道德追求，以个人良知向战争暴力提出反对。11
二、虽然怀特后来成为了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和政治参与并没有构成冲突，有两方面。一方面，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糅合了集体或系统性犯罪（corporate/systemic sin）和俗世政治权势的属灵叛逆本质，并应用到所有「超级大国」（superpowers）身上，将他们与纳粹德国等同类。另一方面，他保持了救赎论和教会论之间的平衡。他相信罪的救赎只能靠造物主的介入和恩典，即「天佑理论」（providential theory）。现实主义者一般被认为他们较有兴趣走进国家体制中的「权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之内，并不是教会。但怀特的历史论述则明显将教会看成一个于帝国之下被逼迫的小众群体，于西方现代性这异教徒文明中扮演着先知的角色。12
三、怀特早年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成就了他后来针对欧洲列强跟非西方世界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分析。他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关心促成了他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地球北和南之间关系（North-South relation）的贡献，特别是穆斯林世界跟西方的关系。 13这是因为怀特认真处理宗教，将宗教作为分析战争与和平、民族意识和教会、外交实践、国际关系和国际历史共通性的核心分析单位。14
四、怀特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基督和平主义归类为「革命主义型」（revolutionism）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它否定了权力政治能成为实践正义的工具，坚持对权力的否定具「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可以放诸四海。于是，他早年对和平主义的委身便被革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引证出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仍可以坚持表里、言行和公私一致的空间，也有完全否定「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的可能，可以完美实践耶稣的「登山宝训」。然而，怀特认为外交政策实不能建基于爱和登山宝训。15这也许突显了道德伦理矛盾于其现实主义国际理论中的固有角色。
于是，怀特的政治现实主义便兼容了现实政治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这些张力能为后殖民基督徒国际关系方法奠定一重要神学伦理基础。这些张力已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权势和真我互动的因和果。于先知的见证中，恩典与苦难的交错，促成了耶和华于上天下地所有国家权势之上和之中的最终主权者。
1. Jodok Troy (2012). Christ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 Jodok Troy (2012). Christ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29.
3. Jodok Troy (2012). Christ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18 & 20.
4. Jodok Troy (2012). Christ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19, 21 & 24.
5. Robert H. Jackson (2000).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5.
6. Scott M. Thomas (2001). ‘Faith, History and Martin Wight: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he English Schoo
来源：时代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