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河南保定教区地下教会刘红更神父被带走后，羁押在清苑党校内。 （图：天亚社,2018年10月5日）

（香港-2018年10月5日）河北省保定教区「地下」教会团体刘红更神父于三年前再次被带走后，一直没被释放。他的亲人质疑为何教廷与中方签订的临时性协议，没要求释放被囚的神职人员；而刘神父那年迈多病的父母也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天亚社说，刘神父的父亲已经八十三岁，患有心肌梗塞和脑梗塞，住过两次医院，有后遗症；而八十一岁的母亲，则患有心脏病、高血压、严重膝关节风湿病等，他们都要常年服用药物维持。

他表示，刘神父的父母「将要走到人生终点」，而渴望「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而有关的诉求只是「要能看一眼，甚至能通个电话就得」，说这要求并不算高。而且，他的家人也曾说，不知道刘神父犯了什么罪，「竟连被探视的权利都没有」。

四十七岁的刘神父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首次被带走，拘押在清苑党校内，直至一四年被释放。之后，二零一五年五月七日再次被带走，在保定北三环路上和亲戚通电话时失去联络。

当时家人报警，保定警方及原籍派出所来回推诿，没人受理，也没有立案设查。后经教友努力查找，终在偏远的清苑区谢上村一墓地发现拘押神父的地方。有一些教友见了神父，神父也向他们叙述了被捕经过，是清苑区国保大队宗教中队的人带队抓捕他。

之后同年十月，刘神父的母亲满怀希望去看望儿子，但神父已经被转移，并一直联系不上，而父母及亲友也再没有神父的消息。

期后，家人也多次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去打听刘神父的下落，还是没有消息，只有一次，有一位部长要求家人留下电话，并称了解情况后会与他联络，但最终也是没有回覆。

消息人士表示，虽然中梵双方最近签订了临时性协议，并承认了八位非法主教，但对被捕的地下神职人员只字不提，使刘神父家人更没有希望，他们认为「政府打压的力度会更大」。

他说，家人认为政府心里有鬼，绝对不会释放在押的神职人员，包括失踪了逾二十年的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

现已八十六岁的苏主教于一九九七年因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会而被捕，当时许多修女在场目睹，之后主教一直下落不明，除了二零零三年有人目睹他在保定市一家医院短暂出现。十月四日，是苏主教被带走整整廿一年的日子。

消息人士又激动地说，亲友认为若中国当局是有诚意，应在签协议前就释放所有被拘押的神长们，「这样简单的道理，（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这些人竟然看不出来」。

中国外交部及梵蒂冈九月廿二日宣布，就中国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临时性协议，并且教宗方济各已认可八名（其中一名已过世）由中方自行任命的主教。

亲友们表示，即便签了协议，地下的神父也不会主动到地上的教堂行圣事及礼仪；就是他们去了，也会有九成的教友不会跟随，所以有人说地下教会会慢慢消亡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地下的神职和教友不会由「地下」转做「公开」。

消息人士又指出，亲友估计政府也会用这个临时性协议为刘神父及苏主教等神职人员洗脑。 「如果他（刘神父）认可协议，早就释放了。他就是不认可，政府就不答应放人，教廷可能还会治他的罪，不把他放出来就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他坦言，家人托人捎出神父在被押时写的日记，也了解刘神父的性格，「他的意愿很简单，就是把牢底坐穿也不会签或口头答应任何协议」。

刘神父的弟弟在神父被第一次释放时，跟他通过一小时电话，「神父表示特别烦恼，他说还不如自己在里面清静的侍奉天主」。神父的弟弟也曾无奈地对消息人士说：「有时我也有自私的想法，我哥在里面只是没有自由，没有受虐待，就是软禁吧，放出来反而会更纠结。」

但他的弟弟续说：「但每次看到老爸老妈提及哥哥时老泪纵横的样子，唉！老人们是希望临死之前看一看儿子。」

消息人士不讳言：「现在是背叛者成了长子，忠贞者反而成了叛徒，被裂教了。」

香港教区杨鸣章主教十月三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支持今次中梵临时协议，认为经过多年谈判后，双方能达成共识并向前迈进是极为重要。

但他亦说：「临时协议无法阻止打压，无法阻止教堂被拆除，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仍然不允许去教堂。而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而他敦促中国当局交代在大陆被拘留神职人员的情况，包括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杨主教坦言不知道苏主教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生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