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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中梵《临时协议》是“历史性的”; 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这是教会彻底负卖予共产党的开始。 教宗参与主教任命。 但我们对其否决权一无所知。 解除绝罚是好的，但教友希望他们做明补赎公开请求宽恕。 中方没有要求以台湾作为先决条件。 赞扬立陶宛的致命圣人，却对中国的殉道者保持沉默。

（罗马-2018年9月24日）中国和教廷于两天前，就任命主教达成“历史性协议”，各种对协议的解读和分析仍在继续。梵蒂冈新闻办公室再次发表声明澄清协议的目的，而记者却忙着报道教宗的立陶宛之行。教廷的声明让人喜忧参半，有乐观解读，也有情绪悲观。

在乐观主义者中，诸如用“历史性”等形容词来比喻协议签署的比比皆是，但他们却忘记了该协议的“临时性”，需受“定期评估”。教廷新闻办公室主任也说，协议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其“终结”。

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这是向中国政府彻底出卖中国教会的“开始”，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政府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将教会转变为党的工具。 他们还指出，官方和非官方的天主教徒已经默默忍受近70年的痛苦。

《亚洲新闻》之前已经多次表示，我们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这种现实主义的作用，让我们看到这种脆弱和“临时”协议中的积极和消极现象。

教宗和主教任命

该《协议》包含一个新颖性: 就是教廷会以某种方式参与主教任命，但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协议》的内容没有公开，或者永远都不会公开。 至少从字面的意义上，这意味着这些年来鼓吹的“独立自办”教会的结束，而承认与教宗的共融与联系也是中国主教行使其牧职所必需的。 根据该《协议》，即使政府、爱国会或主教团可以推举候选人，也不能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任命和祝圣任何一位主教。 这是乐观的一部分。

但也有悲观的一面：如果中国提出的候选人被教宗拒绝，会发生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有人谈到教宗的暂时否决权：即教宗在三个月内能够说明他拒绝的原因，但如果政府发现教宗的动机与它的想法不符，那么它将继续任命和祝圣所选的主教。我们没有《协议》的文本，无法知道这个条款是否得到了维护，即教宗是否确实对主教任命和祝圣有最后决定权；或者相反，他只有正式承认的权力。

我有一位教会法专家朋友“确信”，教宗将对主教候选人拥有最终及永久的权力，“因为教会无法否认这一点”。 无论如何，在没有《协议》文本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从停滞已久的中国主教任命和祝圣事宣中，对这些疑问进行核实。

解除绝罚

《协议》的另一个积极要素是宽免了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未经教宗同意非法祝圣的七位主教的绝罚。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因为至少在原则上它将有助于中国天主教徒更加团结。 这些被逐出教会的主教被爱国会利用来分裂教会，要警察强迫他们主持礼仪及祝圣主教典礼。 而且必须说明的是，他们中有些已经开始忏悔，多年来一直要求与罗马和解。 解除绝罚应该不是《协议》“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消息是跟《协议》签署同一天发布的，也许这是教廷政治策略的一种天真的尝试，但它却也表明了教会内部的一种姿态。

教宗要求我们聆听“天主神圣子民”，而对同属这一子民队伍的中国教友来说，他们却陷入迷茫和悲伤中，因为一些被宽免接纳的主教，被认为有情人和孩子或是政府“同伙”。 许多人想知道这些主教是否会因为他们搞“独立”教会或丑闻而做明补赎，公开要求宽恕。事实上，国务卿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在对《协议》的评论中已呼吁 “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克服过去、甚至最近所有的误解”。

“牧灵性”和“非政治性”协议

该《协议》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其“牧民”和“非政治”特质。 事实上，北京在没有要求教廷与台湾断交的前提下达成了这个《协议》。 几十年来，甚至在教宗方济各时期的最近几年的对话中，中国一贯要求就是，如果梵蒂冈想改善与北京的关系，首先必须中断与台湾的关系，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然而，根据这个“牧灵性”协议，这两个条件都被忽略了。梵蒂冈参与了中国主教任命，且没有与台湾断交，台湾外交部和驻教廷大使也对此表示赞赏。

沉默的迫害

然而，还有另一个极端消极的因素：在《协议》的新闻和诠释中，都没有提到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在当前所受的持续迫害。

《亚洲新闻》报导和见证了多宗近期发生的迫害行为，政府以“中国化”的名义，烧毁十字架，拆毁教堂，逮捕教友，且不允许18岁以下的青年参与宗教活动或接受宗教教育。

此外，还有那些在警察拘留所中失踪的主教和神父；被软禁的主教; 非官方主教仍被视为罪犯；以及对教会团体生活的各种监视和检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宗教团体所受的迫害（佛教、道教、穆斯林......），这些迫害表明了中国对宗教的负面看法，以及其吸收或摧毁宗教的计划。

这一切使得《临时协议》看起来有点怪，有点料不到和暂时特性，没有未来，让人对中方对话的诚意笼罩在怀疑的阴影之中，而它却正是教廷决定交谈的对话者。来自中国的评论表达了对《协议》的欢迎，但同时也表示悲观，因为中国人不信任政府的诚意。

对于这一点，教宗方济各在几个月前接受采访时说：“对话是一种风险，但我更倾向于承担不确定的风险，而不是避而不谈”。 因此，最好与这位不可靠的对话者开始对话，而不是保持不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协议》即使是暂时的，也是开展新的一页。

立陶宛和中国殉道者

对迫害的沉默仍然存在。 在这些年里，教廷一直对迫害保持沉默，包括神父被杀，圣堂被毁，主教被捕。给人的印象是，教廷的对话更具“政治性”而非“牧灵性质”。 就在昨天，教宗方济各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纪念纳粹和共产主义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他做了一个祷词，其中他祈求天主使我们不要对“那上升到天庭的哭诉充耳不闻”。 而这正是中国的教友所期望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教廷想要在此时传达与中国《协议》的签署，适逢教宗方济各在维尔纽斯纪念立陶宛教友在共产主义迫害下的伟大见证，称赞他们在酷刑下的坚强和信仰，并成为自由与和谐社会的种子。然而，即使在当时，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也在讨论，谴责或抵制梵蒂冈的东方政策。如果你认为中梵协议只是一件坏事，那么对立陶宛殉道者的纪念，可能被理解为惯用的外交手段，即所谓的“双重标准”。那么，在维尔纽斯庆祝立陶宛致命圣人的庆典，将是对中国基督徒苦难的一种讽刺。

尽管中梵协议是临时性的，但如果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一丝积极性，那么立陶宛的庆祝活动就是希望的标志：即“那声称控制一切、无所不能的谵妄共产主义”并没有获胜。而这也让我们对中国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