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崇文区街头张贴批判天主教的展览图片。 （网络图片）

从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让一个平原人了解了黄土高原上那以往遗留在脑海里的种种神秘，渐渐了解黄土人的艰辛与苦难，但路遥告诉我们的，仅仅是黄土厚重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在这个片段之前的显得模糊而不可测。正是这种模糊与不可测，更加让人着迷，让人想去触摸，揭开它的面纱。

二零一六年酷夏，再次西上高原，聆听一位令人敬重的老者讲述个人的文革经历。

张多默，一九四四年出生于陕西省礼泉县尧张村，家庭从祖母那时开始信教。小时候父亲经常领着去教堂参与弥撒，当时教堂在离村子二十多里路的仪门寺，有时候父亲还会用筐子把他和弟弟担着去。

一九六一年张多默初中毕业，除了帮助家里务农，就跟随神父去传教。但好景不常，四清运动就开始了，泾阳、高陵、三原三个县的运动最为厉害，工作组进驻，尤其通远镇教友家里住进工作组人员，跟着一起吃一起住，做思想工作。当时，很多神父被抓。

张多默忆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社会就乱了，无组织无纪律，家里也受到了冲击。」西安的学生搞大串联，毛泽东说学生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这些青年人无知得很，只要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就给胸前挂个牌，说是资本主义走狗，很多人都遭难了」。

一九六六年，张多默廿二岁，那时红卫兵让教友把圣像和圣书交出来，「村子里教友少，红卫兵就喊口号：『打倒天主教！红卫兵是不怕死的。』有一位教友就拿着个长烟袋举着也过去喊：『你爷爷是不怕死的！来，孩子们都别走，准备为天主致命。』红卫兵吓得就跑了」。

张多默父亲脾气好，是个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与人无争。

红卫兵敲锣打鼓到教友家的门前喊，将教友视为牛鬼蛇神。张多默一个舅父是神父，红卫兵喊：「共产党万岁！」他的那个舅父神父就喊：「天主万岁！耶稣基督万岁！」舅父神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另一个舅父和妗子（舅母）脸上则被画得黑的红的，拉着去游街，前面有敲锣的带路，红卫兵还将他的舅父神父的祭衣拿着展览。

张多默恰巧看到这个场景，心里很难受，他想舅父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头上却被带上纸糊的高帽子，这是侮辱人，就很生气，上去就把舅父和妗子的高帽子给打掉了」。红卫兵就把张多默按住，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晚上就开始将他批斗。

在那场运动中，张多默家族可以说也是付出惨重的代价，几个信教的表弟不公开背教被打成反革命，也就被判刑，最多的判了十年，也有四至五年的，张多默的亲弟弟也是执意不公开背教，被判了两至三年。而张多默在打掉舅父和妗子的高帽子时被批斗了，红卫兵不会再要求他公开背教，所以没让他做背教的表态，也就没有被判刑，但也受外教人歧视。

当时也有很多教友被迫害，有教友被牲口踢伤了，得不到治疗，然后破伤风去世了。张多默还分享了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红卫兵要把教堂上的铁十字架扳下来，有个外教人就去扳了，之后那人去看浇地的机井，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掉在井里死了。人们就传开了，说扳天主教十字架的人当天就死了，被神惩罚了。这件事在当时成了大事，后来那个人的儿子信教了。」

张多默住的村子里，大多数的人也都是老实人，他们认为张多默的父亲也是个老好人，所以他们觉得他的儿子也不会不老实，就没有再批斗张多默了，只是让他在生产队干活，但却不给他评工分，这是对他变相的惩罚。那时一个青年劳动一天给记十个工分，到月后生产队按照村民的工分给分发粮食。所谓思想不好的村民干一天活，也会给八个工分，但张多默作为现行反革命，就不给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