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独家首发12-09-2019）王怡牧师的朋友圈定格在2019年12月9日13点59分。这是他尚在自由时在自媒体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话。
他转发了他12月8日写的一篇文章《宗教战争沉思录》，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中国执政党对正在复兴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强力打压及渗透，指出宗教局作为“战斗的无神论”的器皿旨在把人们的灵魂纳入自己的手掌。民宗局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为了逼着基督徒背叛上帝去崇拜无神论的政府。他呼吁中国基督徒持守信仰、刚强壮胆，背起十字架、主动进入苦难，采取与任何意义上的“民权运动”或“维权话语”迥然不同的方式温柔地反抗，主动地忍耐，和喜乐地不服从，用爱的力量去对抗弥漫在中国社会里的仇恨。用基督徒的良知和勇气，以更积极的福音行动，和更高声的赞美，来反对那些“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他说：“基督徒必须站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邪恶的政府。但基督徒绝不能跪着被政府统治，无论是多么美善的政府。”
在朋友圈发出约30分钟之后，王怡牧师在成都市太升北路所租用的房屋被数十名警察包围，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蒋蓉同时被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晚六点左右，成都几乎出动了所有警力，对秋雨圣约教会实施大抓捕。警察连续冲击教会同工及会友的家庭，教会长执及重要同工被抄家，超过一百位基督徒相继被抓捕。包括住在成都的公民慕道友也被国宝控制。他们自己的微信群、包括他们所在的微信群全部被封杀。神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学生宿舍被冲击，学生全部被带走。直至深夜，警察仍在疯狂敲门，试图破门而入。
当晚21:36教会发出了第一封代祷信，“时候到了。噢，主啊，你设立这间教会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吗？愿祢显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在祢复活的日子被带走，在祢被审问的深夜被审问，也求祢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等候祢，如同守夜的等候天明！”
12.9大抓捕成为近年罕见的教难，中国基督徒危险指数排名陡升。
46岁的王怡是中国成都一间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位诗人、大学教师、一名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宪政学者。2005的一天，他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取书架上的书，突然从凳子上摔倒，躺在地上，血流不止，他突然就开口祷告，满莫名的敬畏。这个经历既成为撬动他信仰的钥匙，更像他未来人生的寓言：一个无形的力量领着他从知识的高处下降，降到尘土一样低的位置，去预备自己，为这座城市里那些失丧的灵魂洗脚。同年，他在家建立团契并受洗。他也曾想做一个基督徒学者或基督徒作家。但他发现今天的教会，最缺乏的还是丢了渔船、甘心上路的传道人。2008年王怡底蒙召，辞去教职及其他世俗职务成为全职传道人。2009年6月21日，秋雨之福教会被民政局和警方宣布取缔。那个下午，王怡和同工们一起祷告，商议对策。他跪在地上说，“主啊，原先我对自己的蒙召还有所保留，说愿意侍奉教会二十年。但现在，我在你面前说，我立志在这间教会侍奉你，一直到你带我去见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 ”
2011年他被会友正式接纳为牧师。从成都大学辞职时，他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在学校没有提出要求时，他主动把学校分给他的一套住房还给学校，从此全家住在一套不大的租来的房里。他这种与世俗风尚决绝的方式让友人感到不可思议。多年来，他坚持像清教徒一样守贫困，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低档的电动自行车。他对上帝的信心却伴随着物欲的下降而走高。人们常常看到他骑着简易的电动车在他称之为“欲望之城”的城市奔忙，他那张温柔和平、恩典充满的脸与周围那些焦虑冷漠的脸显得不相称。然而，他说出来的话却搅动人心。他说：“上帝賜予我三個錦囊：隨時搬家，隨時坐牢，隨時回天家。”
王怡原本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跟其他人一样与庞大的群体、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些虚幻的链接，又透过写作与成千上万的读者建立起抽象的群体关系。但在教会服侍中，这些立场都被一一破碎。他发现要跟教会的几十个人建立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一些知识分子信主后，难以接受这一点。在长期受到虚假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之后，人们却再也没有力量重新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称作“弟兄姐妹”，这对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挑战。王怡深感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是几乎惟一的、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前从所未有的。有一次，王怡在教会跟一个弟兄谈话，对方是一个工人。谈话中，他忽然有一种深切的自我省察：“如果我依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会谈论国家事务，讨论下岗工人的难题，但我一辈子可能也不会跟一个工人，分享他个人生活的处境和罪恶，并试着陪伴他经历这些问题。” “这几年，跟弟兄姊妹一起走天路，感受到我能给他们的，远远不如他们给我的。”“我在牧会的过程中，与弟兄姊妹、与同工之间的忍耐与磨合，是一个也痛苦也幸福的过程。一开始，我更像一个教师，是单纯的教导者的角色，比较生硬和苛刻，在服侍一些软弱的肢体时，缺乏体谅和温柔。现在我也充满这些缺点，我还处在不断反思、调整、破碎和悔改的过程中。”
王怡的语言训练让他的讲道充满诗兴和激情，他的神学、宪政学、人文学背景又使他的讲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及文化使命。由于政府长期管控加之传统文化包袱，很多基督徒缺乏运用圣经对复杂的现实、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和评判的能力。王怡的证道和文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改善提供了帮助。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存续地，长期的自给状态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生性和排他性，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有一种沙文主义情结。两千年的泛神论、多神论使社会呈现出个人主义散沙状态，近七十年亢奋的无神论又使社会呈现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特色。以色列先知文化却对这些传统和现实构成巨大挑战。因为人人都是先知，基督徒在任何时代都要批判君王、批评国民，在批评的同时还要给出盼望。他因此遭到很多的攻击，激进主义者说他软弱，自由主义者说他专断，理性主义者说他迂腐，文化守成主义者说他数典忘祖，共产主义者说他煽颠。基督徒要进窄门，王怡必须在多条战线上跟各种思想作战。为真理辩护，他可以像雄狮，然而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却沉默如羔羊。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一个人笑过，没有为他祷告过，那么不要跟他辩论，因为那样的辩论不是出于爱。他说自己宁肯以失败者的面貌，或拙口笨舌者的形象，在别人的哄笑中退场。
跟多数回避政教话题的基督徒相比，他对公义的关注及直言不讳显得十分引人瞩目。由于他的批评再三触碰政府的红线，导致他的言论长期被审查，他的公众号一再被封杀，微信朋友圈成为他仅有的阵地，尽管这里也常常被删帖。他却说：“公号被封，是值得的。身体被囚，也是值得的。因为灵魂的价值，比天更高。”对他利用自媒体传播福音的方式，引来很多批评，也获得很多支持。他坚定地珍惜话语权极度稀缺的网络空间，他的教会因此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关注公义的良心人士，如从事民间教育的李英强、作家冉云飞等。很多人没见过王怡，他们通过听他的证道音频或看他的文章而了解他，称他为他们的“纸上的牧师”。他的兼具理性、神圣性及宗教情感的讲道及先知般的看见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甚至一些家庭因为他而举家迁往成都。秋雨教会几年来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几百人。他获得基督徒的尊重不只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讲道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是在用生命证道。好牧人为羊舍命，谁家遭遇疾患挫折，他和他的妻子常常去身边陪伴；有人因为良心犯罪被失踪，他也会去派出所要人，到监狱外举牌声援。他怎样教导会众，更怎样要求自己，在谈到每一个罪恶时，他从来不把自己撇开，他呼召每一位听道的悔改，自己也常常公开忏悔。
秋雨教会的吸引力除了王怡的个人魅力，还因为他们有成熟的建制、一个信仰坚定的长执同工团队和一群愿意遵守神圣盟约的会友。秋雨圣约教会是成都华西区联合会的一间教会，采用的是美国改革宗长老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共和制的治理模式。从牧师到长执同工到会友，人人都被置于契约的监督之下。教会的章程有厚厚的一本，成为会友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接受并认可章程才能成为会友。牧师、长老、执事由会友共同投票决定。秋雨开始实行会友制举行第一次投票前，王怡开玩笑说，如果自己落选就要出去另找教会。章程对牧师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规范，包括在网络上的发言只能为了福音。如何保护、约束、合理地监督牧师，但又使他充分发挥他的恩赐，促进他却不辖制他 ，章程里有很多要求。王怡曾表示，他不会让自己的教会成为一间没有监督的独立教会，那样的话，如果牧师犯罪，同工会友就太可怜了。因此那些指责王怡专制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王怡注重国度观，一直强调秋雨教会要成为一间给出去的教会——不断地给出去的、慷慨的、为国度而活的教会。
王怡常常强调希伯来文化所独有的先知文化理念：“先天下之知而知，先天下之苦而苦。” 先知必须是流泪的，受苦的。本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原则，教会设立了“上访者团契”，还把每年5·12至6.4设为“为国家祷告月”。这些都是教会关注度提高的因素之一。王怡从成为全职传道人开始，他和他的教会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尤其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比如春季的两会、5.12汶川地震、6·4以及秋季的中共党代会。在这些日期，教会的公共祷告会常常受到冲击，警方在教会门口派大量警力把守，不让信徒进门；在重要同工家提前布警，不允许出门；对王怡个人上门限制自由或被提前拘留直到敏感日结束。而王怡却把这视作向警察传福音的难得的机会。有一次5.12祷告会前夕，王怡照例被带到派出所。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说上帝要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回答说是圣经写的。警察问圣经哪里写的，王怡说以赛亚书和启示录，然后给警察讲这两章的内容。警察认真记下来：“圣经以赛亚书和启示录说上帝要审判世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王怡在笔录上签字。警察说：“虽然我们知道世上的政权都要消失，只有你们教会将一直存在。但人家还没灭亡时你就说它要灭亡，这不是有问题嘛！”王怡回答说：“对啊，所以我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面对经常性的被监视、被传唤、被边控，有人曾问王怡是否担心坐牢？王怡表示不担心，他关心的是上帝藉着逼迫，会在中国教会兴起怎样一批、多少、几位传道人？其中有沒有秋雨圣约的会友。
尽管中国的最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一再被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所破坏。 2017年宗教局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二十条要求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不违背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2018年2月1号开始，宗教局与公安局配合，强制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对家庭教会逐一约谈，要求他们到宗教局登记。登记的条件是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接受宗教局的教务指导。新《宗教事务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把不从“国教”的家庭教会通通赶进三自教会。
自古以来，中国就从未有过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宗教，一切宗教历来是皇权的仆役。由于中国执政党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及其倡导暴力执政的极权主义策略，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控制宗教来控制基督徒的头脑。三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建自己的神学院、培养合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牧师站讲台，对会众进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灌输以及似是而非的政教关系的讲解，并在教会升国旗、唱国歌。传统的皇权崇拜及当代的凯撒崇拜投射在教会里，造成教会的软弱。对公开的罪恶或信仰逐渐被蚕食，许多教会选择沉默甚至配合。王怡却选择了发声。他公开批评三自教会，呼吁习近平悔改，号召家庭教会抵制《宗教事务条例》。他写了不少文章讲中国家庭教会史，让更多的人知道三自教会的来龙去脉。他说：“三自是庙会，而不是教会。因为三自运动的实质，是政府将教会改造为法老秩序的一部分。”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基督徒选择勇敢地离开三自教会，加入家庭教会，宁愿为此承受逼迫。
对于可能招致的逼迫，几年来，王怡及其同工从神学装备、世俗知识到信仰实践等方面一直在做各种预备。2017年秋，教会请张培鸿律师做了法律知识培训，让基督徒知道如何运用现行法律应对公权力的违法。在危险临近的两个月前，教会的同工做过一些专题讨论：如何应对逼迫。教会长老、执事、同工、平信徒分享了各自的感受，其中有挣扎、有软弱，也有坚强和感动。李英强长老说我们全家早就预备好了。王怡的妻子蒋蓉说她跟11岁的孩子书亚正在预备。书亚六、七岁时，曾亲眼目睹警察威胁他的爸爸说“我迟早要弄死你。”那时他很惊恐，现在已经逐渐学会了依靠祷告平静地等待爸爸回家。王怡自己也撰文《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从王怡的自媒体-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2018年无论对于他本人或是他的教会都是十分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经历了大逼迫，同时经历了大恩典。这一年中，他既为人权律师隋牧青被吊销律师执照难过，也为李柏光突然离世忧伤；他为“铭记八九”六四四君子祷告、也为屠夫和泼墨女孩代求；他为刘晓波遗孀刘霞重获自由流泪，也为所有在逼迫中站立的教会而欢喜；他坚持清晨到教会带领晨祷，认真准备每一次证道；他主持葬礼，也主持婚礼；他坐火车去探望为信仰坐牢、刚刚出狱的牧师，也跟同工一起去汶川地震区宣教；他被警察拘捕、殴打、释放，在年末再次被捕。正如他所言：“在肉体权利上：必须通过忍受而受苦。在良心自由上：必须通过不忍受而受苦。信徒活在这个世上，要么是肉体受苦，要么是良心受苦。福音的奥秘，就是受苦即自由。”
教会会友在一次街头布道被警察拘留后，王怡到派出所等候她们。一位宗教局干部出来对他说，宗教事务条例还是要好好学习。王怡回答说学过了，我们决定从头到尾不服从这部法规，并且愿意为此承受代价。
早在12.9之前的半年，秋雨教会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抓捕。他们计划在2018年 的“5·12”，为汶川地震十周年举行祷告会。成都市政府却如临大敌。5月10日，王怡就被警察和国宝上门谈话，要求取消祷告会。5月11日，陆续有同工会友被警察威胁不准参加5.12十周年特别聚会。5.12当天，王怡牧师和李英强长老成都市有关部门联合警方，调动了约3000人对秋雨圣约教会的祷告进行阻止，扣押圣经及图书一万多册，光盘近千张。近300名基督徒在去教会的路上被非法扣押，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在派出所基督徒被羞辱、被施暴。然而他们却在派出所唱诗、祷告，向警察传福音。没被抓的基督徒都赶到派出所，在外一边唱赞美诗，一边等候他们的弟兄姐妹。优美圣洁的歌声让酒肉穿肠过的城市显出端庄。王怡从11号晚被带到派出所，直到第二天深夜才回家。在派出所他被脱光衣服，连结婚戒指也要摘下。那时他意识到，他必须独自面对神，连婚姻也要撇在至圣所的外面。他在派出所完成了他第二天主日证道稿“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的生命”。他说：“秋雨圣约的教案已经拉开帷幕。我为两件事赞美主，一是选在5.12十周年这一天，这是主特别的恩典的记号。二是我为你们感恩，因为我们不是在退却、躲藏和逃避中经历这一天的来临，而是在奋兴、赞美和奔跑中迎来这一天。”
六四的国难祷告会再次受到冲击，李英强长老被警察殴打，王怡本人遭到警察踩踏，蒋蓉跟王怡、李英强第一次被带进警局，王怡幽默地说夫妻双双走了一回红地毯。在派出所，警察问，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一天祷告呢？王怡的回答是，“请问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教会，还有谁会在这一天为这个国家祈求和平、悔改和饶恕呢 ？大家都假装这一天不存在，假装罪恶不存在，谎言不存在，苦难和羞辱都不存在，恨不得把这一天从日历中抠去。”
2018年8月底，针对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他发起了海内外《牧者联署》，呼吁牧者站出来，在这场恺撒发起的灵魂争夺战里为上帝而战。到11月29日，秋雨圣约教会的公号宣布共有458位牧者参与签名。到12月10号将公布圣诞最终版。这个最终版我们却再无缘见到。
王怡提前得知他将被捕的消息，朋友们劝他逃亡，他却拒绝。他说，或生或死，我都将跟我的教会在一起。在12.9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和他的长老执事每天出门都会随身带个小包，里面装了洗漱用品，随时预备好当天出门就回不去。他提前为自己找好了辩护律师张培鸿，写下《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王怡的信心让人联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也正在把自己和全家当作祭物献给上帝。很多基督徒仍然在接受他留下的录音和文字的牧养。2018年，是他在教会服侍整整七年，本来他计划在2019年休安息年，上帝却以这样的方式让他继续工作，基督徒都相信，无论身处何种黑暗，他也不会停止传讲福音。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
至今，王怡牧师被捕一年，除了12月10号凌晨教会一位同工被提审时，远远地看见在另一个房间也在被提审的牧师，教会再无其他人见过他。他穿着黄马甲，像是在祷告。他的妻子蒋蓉6月取保候审，跟孩子书亚一起，被24小时贴身监视居住，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的父母也被多个国宝监视居住。他无法会见他的辩护律师，律师张培鸿本人也多次遭到喝茶、威胁。检察院强行取消了张培鸿的辩护资格，为王怡另安排了两位官派律师。曾经有好心人辗转带出消息说，王怡虽然瘦了30斤，但精神很好、心态很好。
王怡提前写下《我的信仰抗命》一文，交由秋雨教会在他被捕48小时后公布。他写道：
“作為基督教會的一位牧師，我從聖經出發，對社會、政治、法律諸領域，何為公義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時，我對中共政權迫害教會、剝奪人類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惡，充滿厭惡和痛恨。但是，一切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改變，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賜給上帝百姓的目的。因為，一切現實的醜陋、政治的不義和法律的專斷，都顯明瞭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個中國人所必須的、唯一的拯救。”
“關押我的人，終將被天使關押。審問我的人，終將被基督審問。想到這一點，主使我對那些企圖和正在關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滿同情和悲傷。求主使用我，賜我忍耐和智慧，好將福音帶給他們。”
“使我妻離子散，使我身敗名裂，使我家破人亡，這些掌權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棄信仰，使我改變生命，使我從死裡復活，這些世上卻無人能做到。”
12月8号夜里10:51，王怡在朋友圈发了一首颇有寓意的诗《日子十四行》，“睡前，祈祷，主啊，让我记得每一个日子。”
日子十四行
春节一过，三月十四日
说来就来了
桃花才开，紧接着
又是五月十二日
祸不单行，到六月四日
叫人怎么喘得过气来
七月五日，天气炎热
全国普遍高温
一周后，是七月十二日
有胡子的人都紧张得出汗
终于，到了十二月八日
可谁还记得克拉玛依呢
其他日子还在排队
等着哭泣，被命运挑选
2018.12.8夜
诗人牧师是否知道，第二天，他和他的同工将为这些特殊日子上加上一个“12.9”，这个日子与其他日子同样有苦难，但它却有恩典记号。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作者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