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0-03-27）据北京学者高瑜日前通过推特对外披露：“社区封闭期间，最喜欢接电话，往往是朋友来的，可以开心地来顿电话煲。刚接了一个，气不打一处来。通知明天（23日）上岗。我问：为什么？回答：清明节。北京市至今拒绝湖北、武汉人返京复工，其他人进京隔离14天。不去抗疫，而是镇压民间。请问：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今年提前半个月进入了清明严控期，显示着比往年更紧张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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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瑜 |
与此同期，全国各地纷纷传出警察找当地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上访民众等等所谓敏感人士打招呼：不得在网络发声，不得外出会友，不得举行有关清明祭扫活动等等。更有出游在外的敏感人士遭遇失踪。如浙江维权人士网名“秀才江湖”于3月24日18:00左右，在湖南株洲被不明人士带走，连他父母也不知道带去哪里了，至今没有消息。据朋友们分析，应是浙江国保于清明敏感期间控制了他。
导致今年清明格外严控的原由，从表面来看是武汉病毒疫情的严重引起。今年因为武汉病毒肺炎肆虐，致使全国出现许多家破人亡惨剧。清明到来本是中国传统祭扫逝者的日子，但中共当局却假借疫情而公然禁止公民祭扫。如3月24日浙江台山市当局就发《关于进一步严控清明期间祭扫活动的通告》，说根据省市要求提出：一、暂停殡葬服务机构现场祭扫活动；二、加强殡葬服务机构疫情防控管理；三、严控殡葬服务机构以外祭扫活动；四、建立起市镇村三级防控责任机制；五、大力提倡绿色文明简约祭扫活动。而其中第三点的“严控殡葬服务机构以外祭扫活动”。明确祭扫“每宗限定五人以内”、“确保不出现任何形式的聚集性祭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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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祭扫 |
由以上种种现象可知，今年清明期间已经成为了全国高度严控的敏感期，许多人类似北京高瑜女士一样遭际软禁家中，而普通民众也不允许如往年结亲携友成群祭扫。原因虽然假借疫情，但实质是恐惧民众在祭扫中表达对当局所犯罪错而害死人的愤怒。
中共当局去年底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如训诫李文亮等披露疫情的医生，而导致武汉疫病泛滥，为祸整个人类，致使全国许多家庭出现痛失亲人情况，从而引起了社会极度悲愤与不满。中共当局预感到随着清明到来，因祭扫而燃烧的怒火可能随时引向对当局罪恶的声讨，于是就千方百计以疫情为名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与祭扫亲人权。试想如果当局真正是因为疫情而不让公民聚集，那么为什么当局又反复动员社会复工、复学？任何工厂工人与学校学生集聚少则几十几百，多则成千上万。而祭扫却被控制在五人以内，显见这是中共当局惧怕公民集聚祭扫演化出抗议当局而不惜侵犯人权采取的严控措施。
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恐惧民众聚集祭扫，根本原因就是自身罪孽深重，给全国人民犯下了太多血债，致使民间积聚起太多怨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抢夺政权的屠杀不算，仅仅夺取大陆政权后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土改、反右、大跃进、合作化、四清、文革、六四屠杀等等历次政治清洗运动及其连带的饥荒，就害死了中国8000多万生命。而这次因中共当局压制言论导致的瘟疫蔓延，据官方报道就死了3000多，而民间估计的死亡人数远不止此，并且这场灾难仍在延续，何日方可到头，世人殊难料定。
面对如此冤魂四布，血海深仇，中共不是反省忏悔，改错赎罪，而是压制掩盖，以新罪掩旧罪。在文革前中共以破旧为名取缔包括清明节在内的一切传统节日，祭扫自然就不复存在，而当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恢复各种传统节日时，清明祭扫也再度成为国人寄托对逝者哀思之节。中国人民每次清明祭扫，必然会引发对故人逝去因由的追问，从而自然翻开那些制造人祸的历史，而这一切正是中共当局千方百计要掩盖而使人们遗忘的。尤其1989年“六四屠杀”后，清明就成为了中共当局极度恐惧而穷尽心计想避开人们缅怀六四英烈的节日，于是设法控制人们祭扫，将传统的清明节日变成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的敏感日，由此每年上演出控制六四英烈亲人祭扫的闹剧层出不穷。今年，随着中共当局掩盖疫情而导致众多家庭亲人逝去，中共倍加恐惧人们的愤怒，于是在武汉传出以3000元来封口死者亲人的行径，并且全国调动更倍严加对清明祭扫的控制，以期达成将人们的悲愤扑灭之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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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屠杀 |
中共当局以剥夺公民权利来掩盖自身罪恶的行径，事实就是以进一步犯罪来掩盖过去犯罪的恐惧。这样必然使罪恶层层叠加，步步深化，而积罪难返，使整个民族深陷在罪恶的捆绑中不能自拔，由此产生的灾难也是层出不穷。
今天，中华民族如何走出灾难叠加的历史困境？那么争取清明祭扫已故亲人的权利，追究亲人遇害的责任，终结民族不断被极权罪恶吞噬的历史，寻求捍卫自己权利以防范重蹈灾难覆辙命运，就是当下公民在灾难中应得的教训与需要付诸的努力。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