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0-04-16）2020年将在人类灾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发源于中国武汉的冠状病毒搭载便利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得以在世界飞速传播。截止4月15日，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国家超过210个，患者达194万，死亡人数超过12万。许多国家紧急封锁航线，发布宵禁令，美国更是自二战以来首次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人们被画地为牢，生活方式退回前现代，喧嚣的都市成为失乐园。短短两个多月，世界经济停摆，人类财富大幅缩水，五亿多人将因此陷入贫困。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被中国制造所刺破。
瘟疫的源头来自19年前刚刚加入世贸组织并在经济上快速崛起的东方帝国——中国。有消息显示，早在2016年，瘟疫原发地武汉在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冠状病毒研究所，建立这个科研所的核心科学家石正丽曾在美国同性质研究所的工作，而美国的研究所早在2014年由美国国家安全部出于安全考虑而强制解散。有消息称此次瘟疫由于该研究所管理不严导致病毒泄露而引起。然而中国官方对本应与国际社会共享的相关信息一直严密封锁。
在这场瘟疫中欧美尤其美国还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制造了这场灾难的中国在医疗设备和药品方面控制着美国的供应链。全球化使得中美这两个价值观完全相反的政治实体却在经济上互相依赖，难舍难分。全球化使人类共享交通、信息和知识，也共享恐怖主义和瘟疫。瘟疫仍在蔓延，人们不得不反思仅仅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全球化所结出的恶之花。
有人把这场虽没有硝烟、杀伤力却不亚于真正兵器的生化战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们在跟一个隐形的敌人作战。这句话一语双关，它既指向不可见的冠状病毒，也指向制造病毒的另一个元凶——人类的精神瘟疫。
中国是苏联解体后，第三波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讨论中国是否合适加入WTO时，中国的支持者认为加入WTO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中国自由民主宪政。然而事与愿违。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财富的增加，不但中国本土的自由状况没有相应改善，中国承诺WTO的条款尤其涉及人权的条款绝大多数都没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进入西方的，还有意识形态攻势。大量迁入西方的中国移民不但没有融入西方价值观，反而站在西方的对立面构成对所在国价值观的挑战。表面看这场瘟疫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隐藏在背后的却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早在1995年，亨廷顿爵士就预言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的潜在威胁，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的冲突。历史部分应验了亨廷顿的预见。亨廷顿所没有预见到的是，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不是单纯的儒家文明，而是共产极权文化与锈蚀的中国传统文化零件掺合之后所形成的一套复杂而晦暗的文化。这种文化病毒的输出远比冠状病毒的输出具有更强的破坏力。圣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
古老的巴比伦流传着一个故事，称赞巴别城和巴别庙塔的建造。苏美尔人的一则史诗也谈到有个时期全人类都操同一种语言，同样高傲的心态，然而，巴别的人却在神的赐福以外。
圣经创世纪十一章记载了这起群体性反抗上帝的大事件——巴别塔事件。
其中提到一个英雄人物叫宁录，“宁录”就是“我们要反叛”的意思。“英雄”的希伯来原文是暴君的意思。宁录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理想君王的原型。他单凭侵略建立了包括巴比伦和亚述在内、横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帝国。他建了一座大城叫巴别。在当时，巴别是世界的中心，它在政治或宗教上都与耶路撒冷相对相抗衡。源自巴别的巴比伦人，后来成为毁灭犹大的声名狼藉的敌人。
巴比伦罪恶升级到顶峰就是巴别塔事件。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创世记11:4 和合本)
巴别塔就是最早的全球化。它的实质是人为了代替神而联合起来反抗神。虽然它不以经济为目的，但它体现了人类一种广泛意义的联合。上帝拆毁了巴别塔，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类从此在思想上难以沟通。后来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之后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经济体系等也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化概念。从十九世纪至今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有四次浪潮，中国加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浪潮，现在已经是全球化4.0时代。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Herman
E. Daly）给全球化的定义是：“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全球化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形成的联合。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诸神的面具》一书批评了把自由市场神话的观念，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指出，人类的思想经常会高举某件有限的价值观或事物，并将它当作最终极的答案。神学家弗兰西斯·薛华在《前车可鉴》一书谈到罗马衰亡的原因时说：“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例如，罗马人在欧洲许多河流上筑了小小的拱桥，两千年来，人和马在这些拱桥上都可以安然经过。可是如果有今天重载的货车经过，拱桥必会塌下。”人与人结成的经济联盟也是如此。在任何盟约中，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主体里，它承受压力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
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人与神相争、想要塔顶通天的历史。从巴别到罗马，从丝绸之路到地里大发现，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从普罗米修斯到马克思，都在讲述一个塔顶通天的故事。始于古巴比伦示拿地的人类巴别塔工程从未停止，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自信的人类展开了一场横跨三百多年的声势浩大的巴别塔运动。被进步化所裹挟的人类失去了安息的能力变得日益焦虑。科学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在这场瘟疫中应该有挫折感。瘟疫是对激进主义时代的提醒：不尊上帝为大的全球化一定会被拆毁，不谨守道德律的科学主义一定是无妄之灾。上帝允许魔鬼打开潘多拉盒子，并藉着一场世纪大瘟疫提醒我们，人类的德行并没有随着技术的提高而提高，技术反而使撒旦如虎添翼。
王怡牧师在他的《大声的默想》一书里说：毫不奇怪在这一百年来，人类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愚蠢而徒劳的计划，妄想一揽子解决个人与共同体、国家与国际共同体之间的冲突。
丰富的物质享受常常让现代人产生出一种傲慢，福利的进步为现代人轻视上帝提供了理由，新冠病毒带来的瘟疫或将过去，精神瘟疫却将继续蔓延。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这样结尾：“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疫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上帝使用冠状病毒来震动这座耸立的经济大巴别塔，来警告那些因贪恋财富而与魔鬼结盟的西方人：不要爱钱过于爱上帝。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她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她的烟，就必为她哭泣哀号。
因怕她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启示录 18:9-10 和合本)
上帝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是关于祂的故事。地上无天国，真正的全球化唯有新天新地才能实现。（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