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0-05-06）联合国从1993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评估180个国家或地区的记者状况，定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排名。4月底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倒数第四。
近期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针对作家的网络言论而受到有组织攻击的事件正是对这个排名的佐证。从网络围攻方方，提议为方方塑跪像，到对梁艳萍、王小妮的举报，以至武汉大学、海南大学出面调查等等做法，让很多人恐慌地意识到当前的言论空间和语言风格似乎已经退回五十年前的文革。一些消失了几十年的粗暴词汇重新出现在网络及主流媒体上。
这种言论氛围也让人联想起纳粹时期的德国。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知。众所周知，纳粹起家的三个法宝是：宣传、群众运动和制造恐怖。希特勒和戈培尔狡猾地操纵语言，践踏人们的精神生活，官媒成了恐怖和谎言的代名词。希特勒说：“狂热是唯一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力量。”党报编辑出身的“宣传的天才”戈培尔在1933年3月16日担任纳粹政府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长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政府手中的一架钢琴，一架可由政府弹奏的钢琴”。“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戈培尔对待宣传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科恩—布拉姆斯坦特曾在《专治与政治警察：用恐惧实施控制技巧》说，“若无宣传，恐怖就会失去大部分心理效果，若无恐怖，宣传就无法包含力量。”纳粹理论家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在《宣传与国家政权》中说，“宣传与暴力从来不会相互矛盾。使用暴力可以成为宣传的一部分。”
尽管纳粹不承认，它实际上一方面学习了黑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学了商业宣传。这些策略在现实中国被如法炮制，运用自如。只不过戈培尔时代是报纸、广播，而当今中国主要是网络。到今天，现代史上曾经最大的逆流纳粹主义似乎已让位给中国，中国成了真正的“老大哥”。汉娜·阿伦特认为，纳粹和共产主义者在宣传上采取策略有所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目的：威胁民众，让民众完全沉默，并将民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
长期言论审查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大众语言丧失人性而变得浅薄平庸，文人也失去了善恶、美丑的分辨力。中国的御用文人可能也像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晚上读里尔克，白天又若无其事到网上举报方方、围捕王小妮。持续的政治暴行和谎言不仅败了德语，也败坏了汉语和说汉语的灵魂。二战后的德语处于死亡状态，德语不再是歌德、海涅、托马斯·曼的德语，德语被摧残为精神瘟疫的载体。今天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博客、微博、微信、抖音都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和谎言，在那里我们闻到的是腐烂和地狱的气息。
语言的力量与刀剑相似，但它比刀剑更有力。上帝用语言创世，用语言救赎，也用语言实施审判。约书亚用语言摧毁耶利哥，大卫用耶和华的话语打败歌利亚……然而在伊甸园，撒旦却使用语言引导人堕落犯罪。自古以来，人们就为语言而战，并用语言去战斗，多少人因言获罪，又有多少暴君因言夺走他人性命。
《圣经》罗马书13章3到4节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是上帝设立政府的唯一目的。上帝把刀剑的权柄赐给政府，却把语言和思想的权利赐给个人。无论帕斯卡的“我思故我在”，“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存在，人是可以言说的存在”都表明思想（哪怕想错）和言说（哪怕说错）是上帝赐给个人不可与夺的权利。然而贪得无厌的政府总想僭越自己的位份，总想使用刀剑通过控制话语来控制思想。因此，人类历史一直充满了因言获罪的故事：先知米该雅因忠实传讲上帝的话被打脸，苏格拉底因“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好的，并且以此去教导别人”而被赐毒堇汁、托马斯·莫尔因拒绝承认亨利八世是教会最高元首而被杀头……
有限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永远都只是在路上。因此保持敬畏和谦卑、鼓励人们自由阅读、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是良性社会的特质。有限之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摆脱偏执的自由，对思想和言说保持宽容，对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做法、种族、宗教、民族保持尊重。否则你抢夺属于上帝的权力，当上帝的愤怒倾泻下来，巴比伦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曾经傲慢宣称“由于广播的作用，我们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的戈培尔，最后亲手毒死了自己的五个孩子，让卫兵从背后朝他开枪。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早在历史的河流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华援助会特约评论员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