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蒙古—2020-09-18）自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此次抗议起因为8月26日内蒙古官方发布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政策内容包括从今年秋季开学后，小学一年级使用汉语授课，并在今后两年逐步将小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和初中的历史课也改用汉语教学。

中共当局却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跟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日籍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杨海英认为，中共肯定不会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从最近的香港、新疆问题，可以看出中共毫不手软、也不考虑国际舆论，对于西藏、台湾问题也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对中共而言，在任一方面松手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现在各界也担心中共下一步会采取强硬手段。

杨海英表示，他接到相关消息指出，除了教学内容的变更外，蒙文文学作品的出版也被审查，而教科书上带有蒙古色彩的图片也都被撤换成其他图片。“这次他改教科书，为什么让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杨海英解释，翻开改版后的教科书，第一课便是“我是中国人、蒙古人的母语是中国话”，杨海英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

除此之外，去蒙古的色彩特别多，绘有蒙古历史故事的插画被草原照片取代、甚至教科书上的插图原本以蒙古语写的“小学校”被改成汉语，又例如，音乐课教唱《我是小毛驴》，然而杨海英认为，游牧民族最讨厌的就是毛驴，“我是小毛驴根本唱不下去，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早在七月，他便知悉内蒙古当局将积极实施以汉语教学为主的语言政策，于是发起连署反对当局错误的民族语言政策，此连署大概获得3600多位支持者，意识到在内蒙古的同胞们正被中共同化，蒙古国的蒙古人非常重视这件事，纷纷站出来支持连署，来自蒙古国的支持占了一半，近日蒙古国的媒体也不断报导，在日本的蒙古国人们甚至聚集到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其他支持者除了翻墙签署的内蒙古人外，台湾、香港和日本也有人响应。

达赖喇嘛最早公开控诉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造成“种族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杨海英亦曾表示中共在江泽民时期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是种族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政策，当时却有不少人质疑他身为学者，怎么能和达赖喇嘛这样一位政治人物说一样的话？他以90年代至2016年，每年去内蒙古或新疆所观察到的现象为例证，在语言方面，中共强行推行中国话（亦称普通话），尤其在学校竖立着“要讲普通话”的大看板，甚至用“毛驴话”称呼蒙古话，这犹如文化大革命时要求蒙古人讲中国话，如同语言上的文化种族灭绝。经济方面，中共推行“西部大开发”：在新疆，维吾尔人被迫放弃在丝绸之路上买卖、经商的传统经济；内蒙古当地人被逼着从游牧经济、畜牧经济转型成农民。此外，资源掠夺问题也非常严重，新疆维吾尔人被赶出家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不断被运往中国内地；而在内蒙古，中共掠夺蕴藏的石油、天然气及制造原子弹的铀，除了被破坏的草原外什么都没留下。此外，政府也采强硬手段限制宗教自由，内蒙古原是多元宗教信仰的地区，除了为数最多的藏传佛教被打压外，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亦处处被打压。

语言被同化、生活方式被迫改变、资源被掠夺、信仰被打压，这些都是种族文化灭绝。曾经历过文革时的大屠杀，以及1981年“28号文件”学生抗议运动引起的大规模镇压，杨海英表示，对内蒙古人而言，这是一个从未消失的民族集体记忆，人们不谈论是因为创伤太深，一向谨慎、忍气吞声的内蒙古人，过去自觉无力抵抗中共，直到这次终于忍耐不住，毕竟对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人而言，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已被都市化消灭，语言是最后一个展现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杨海英提到，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是由共同的的历史、心理、经济和语言的形塑而成的。然而，在内蒙古，“共同经济”随着被迫放弃游牧经济而消失，“共同历史”遭窜改，譬如蒙古国的孩子学的是成吉思汗的历史、匈奴的历史，内蒙古却学习三皇五帝、孔子孟子；蒙古国的孩子学习蒙古传统文学，内蒙古的孩子却得学汉人文学家的作品，否定这些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语言，等于是种族文化灭绝政策的启动。杨海英说，种族文化灭绝政策，也就是洗脑，一直在内蒙古进行着，而这次十几岁的孩子、青少年站起来证明，他们没有那么轻易被洗脑。

(对华援助协会驻台北特约通讯员李昕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