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8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每周普通听众集会结束时会见了一群来自中国的信徒。（ AP Photo / Gregorio Borgia）

（罗马-中国-2020年10月22日）梵蒂冈教廷新闻室当地时间中午12时（北京时间下午6点，）发布157字公告表示，中梵宣布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延期两年，但仍是一份临时性的秘密协议。

中国对协议续签的报道只有寥寥数语，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决定将协议延期两年，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商，持续推动改善关系的进程。

如多位专家所言，中国与圣座展开对话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促使梵蒂冈与台湾断交。收复台湾是习近平继中共收回澳门和香港之后，为自己制定的未来几年任务之一。

对于梵蒂冈来说，台湾将是最后的底牌，直到天主教会获得充分的宗教自由。

美国方面对这个协议表示异议，迈克·蓬佩奥国务卿日前撰文称梵蒂冈如果续签这个协议将会“危及自身的道德权威地位”。

 

中梵关系最重要的推手教廷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1955年1月17日－）辩称，“中梵协议只是关于主教任命，完全没有触及中国教会生活的其他层面，没有涉及政治议题”。

 

中梵关系对于美国政府是一种挑战，梵蒂冈为中国争取到了许多贫穷和反美国家的好感，梵蒂冈外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气氛下，中国外交在国际上受挫之际，中国对梵蒂冈的谈判条件有可能松绑，急需拉拢梵蒂冈这个影响力巨大的欧洲国家，以有助于它维护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

 

普渡大学宗教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人杨凤岗教授评论称：“梵蒂冈也可能被北京当作一棵救命稻草。（“A drowning man will catch at a straw ”）”

 

中国对于续约的迫切性远高于梵蒂冈，本来这是梵蒂冈督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的绝佳机会，但梵蒂冈似乎没有把握好这点。据路透社报导，教廷国务卿帕罗林21日曾表示，“我们从未期望该协议能解决所有问题。”

 

正是这种软弱的态度，使梵蒂冈丧失了拒绝续约的底气，至少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的外交薄弱环节作为续约的筹码。

撇开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不谈，从理论上说，中梵协议对于圣座意义似乎重大：自中共建政以来，教宗首次直接参与主教任命事宜，尽管方式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教宗对主教任命有着“最终决定权”。中国政府允许国内所有主教，包括那些由官方支持的主教，承认教宗的权威。

此前的2016年和2018年初，中国宗教事务局长王作安在没得到圣座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主教祝圣庆典，进一步加剧信徒的混乱，分裂那些忠于罗马和忠于党中央的主教。

中国抓住了梵蒂冈重视主教任命的软肋，梵蒂冈则相信签署临时协议可以阻止“裂教”危机的继续发生。亚洲新闻报导称，这份单薄的协议代表了多任教宗梦想的开始，在毛泽东1951年驱逐黎培理（Antonio Riberi，1897－1967）大使到香港并乘火车离开中国土地之后，圣座梦想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这两年取得的成果比报告本身还要薄弱。该协议是关于主教任命问题。中国至少需要40位主教，其中有几个教区暂时无人领导，还有几个教区的牧者已经垂老。从签署协议的那一天起，再也没有一个新的非法主教产生。但也必须承认，没有新的主教被任命或祝圣。尽管根据官方记录，有两位神父被祝圣为主教。他们分别是（内蒙古）集宁教区的姚顺（Anthony Yao Shun,1965-）主教；（陕西省）汉中教区的胥红伟（Stephen Xu Hongwei,1975-）主教。然而，他们的任命，并非根据《中梵临时协议》所订定，而是已经进行磋商多年。

一言蔽之，这几宗主教任命并非全部是《中梵临时协议》的结果。

公开可查的资料显示，该协议造成的负面结果，梵蒂冈一方面匆忙宽免了7个官方自主任命主教（非法主教）的绝罚，其中两位传有妻室，这抵触了天主教的教理。另一方面，梵蒂冈匆忙将其中几位忠于党中央的主教安置在非官方团体（忠于教廷）信友占多数的教区中。

教宗方济各要求每一位主教开启和解之路，但由于当局对团体管理的干涉，困难并未减少。福建郭希锦主教的情况便是一个典型。应教宗方济各的要求，郭主教同意降职为辅理主教，将正权主教职务交由被方济各宽免绝罚的詹思禄主教担任。由于郭主教不愿加入“爱国教会”，当局至今并未承认郭主教辅理主教的职务，郭一度被逐出教堂。詹主教和梵蒂冈都没有找到一个好办法，保护郭主教及其他20位教区神父的自由。不久前，郭主教决定辞去一切公职。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Joseph Zen Ze-kiun,1932年1月13日－）表示，这个协议将给不合格的主教提供依据，这不是梵蒂冈的“胜利”，而是“投降”。

临时协议签署之后，多位未得到政府承认的非官方主教被拘留并接受谈话，其中还包括河北正定的贾志国主教，温州的邵祝敏主教，这一切并非偶然。

如果纵观整个中国教会，情况就显得更加负面。当局对官方团体的监控，十字架被拆除，教堂被毁，禁止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等，以及对非官方教会的打击，教堂被关闭，神父遭驱逐，墓地被毁，主教被隔离等等，均有增无减。

有报导说，梵蒂冈代表在“敦促中国政府”关注这些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但梵蒂冈无力让宗教自由成为协议的一部分。那些失踪的主教继续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北京没有交代他们的下落。

如果教廷无力推动中国改善宗教自由，那么，最坏情况是，北京还可能加剧对主教和教会的迫害，以作为下一步和梵蒂冈要求中国宗教自由的谈判条件。北京可能假装或改善宗教自由，换取梵蒂冈亮出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的底牌，使其失去这个唯一承认中华民国的欧洲国家。

在得到中梵建交的目的之后，中国就完全掌握中梵关系的主动权，梵蒂冈将被北京边缘化。

《晚邮报》引述一位教廷外交官员指出，内容保密的梵中协议长约10页，其中有些问题有待双方协商解决。教廷必须对中国官方与非官方教会的分裂问题保持警惕，也担忧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情势加剧，「这都是教廷续约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教廷的代价是对新疆维吾尔人、香港、中国非官方教会遭迫害等事件噤声。更大的伤害是，那些裂教的非法主教被“转正”，而数十年来一直忠于教廷的主教和信友感到被抛弃。陈日君主教称此为：“真正的教会寿终正寝”。

教廷之所以这样做，按陈日君主教的说法是，帕洛林枢机主导了中梵关系的一切。帕罗林坚持东方主义，即在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圣统制的可能。

上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认为东方主义的目的良好，但事实上是“失败的”，他说：“好的成果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并提出“当政权不恰当的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服。”

本笃十六世教宗和方济各之间的政策没有连贯性，方济各虽然没有修改本笃政策的文本，但他事实上推动了教会离开了本笃十六的政策。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