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0-12-04）2020年12月1日，中共政府网站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明确授权各级政府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进行收费。该收费《办法》从2021年元月1日起实行。这给公民原本获取政府信息公开就困难重重的工作再上枷锁，而为政府信息不公开再寻由头及再设保障。
《办法》声称“本办法所称信息处理费，是指为了有效调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从中共一贯行文意指可见，所谓“有效调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就是要控制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行动，而所谓“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就是限制进而剥夺公民权利。《办法》还明确规定“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文明世界政府行事的通则，也是衡量一个政府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从现代政治学常识而言，现代民主的两大构成要件为公开和参与。公开是参与的前提，没有政府信息公开或民众的知情权，不可能有大众参与。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之一。
可以说，若无政府信息公开，则无公民的参与、监督可言。为此，中共前开明改革派代表性人物朱厚泽曾倡导“建设阳光政治”，就是呼吁政府信息公开，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从世界发展来看，政府信息公开也具有重大经济意义，信息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传播，对于市场的有效运作乃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当代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其信息产业独步天下的霸主地位。与其政府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使用制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具有重大政治与经济意义，但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上与文明世界却有着质的不同。
从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情况看，有专家将这种公开称为“办事制度型的公开”，即许多政府机关都是围绕着办事制度的改革启动了政府公开制度。从办事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意味着需要改变原来不公开的办事制度，将有关的办事制度、程序与结果对公众公开。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办事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意在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与降低运行成本。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文件，公众本身并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可见公开的目的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而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政府信息的公开则是“权利型的公开”，即将政府公开视为是民众的一项权利，即民众有权获得政府的信息，政府机关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如果民众与政府机关在信息的公开问题上产生任何分歧，民众可以通过复议或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诉讼通常都以政府败诉而告终。
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的差异，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将信息公开当作权力对民众的恩赐，其实质只是为了方便政府权力运作效率，而不是为了权力公开透明接受民众监督及参与。
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上本着想给民众知道什么就给什么，不想给民众知道就不给的意识，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限制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如泛滥的保密规则与保密定级，设置各种障碍，如今天的收费《办法》，从而限制及剥夺公民的知情权，阻碍公民参与政府事务。
更有甚者，中共一些地方政府还将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民众视为与权力作对，进而定性成敌对势力，将其投入大牢。如广东省惠来县鳌江镇东岱村老村长惠来县人大代表李乃地，因举报当地官员贪污，帮全村村民维权而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结果在2011年5月13日被惠来公安局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刑事拘留，后又被逮捕，当年10月11日在惠来法院被判刑三年缓期四年。 再如，江苏公民曹建山2019年3月因向江苏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政府公布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的死亡人员名单，于4月16日被南通市崇山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
（曹建山申请信息公开竟被以“诽谤罪”刑拘）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