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1-01-22）据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官方披露数字统计研究，中国位列世界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每10万人中有20人以上自杀。虽然这些自杀有着千万种原由，但绝望是自杀者普遍的状况。在这些绝望中，因维护自己权利无路而最终走上自杀，已经成为中国当下重大现实。连日来，江苏泰州外卖员自焚，四川师大教授跳楼等等引发大陆网络热议的事件，无不昭示着中国权利被侵害群体在维权中的绝望。
元月11日，江苏泰州一名外卖员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并点火自焚。附近居民看到后，迅速用灭火器将其身上的火焰扑灭。尽管被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全身超过80%的烧伤，就算治好，也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这位外卖员是因为多次讨要被扣的5000元薪资未果，才选择了最激进的自焚办法。
元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新闻学教授、律师庹继光坠楼身亡。庹继光此前曾发文实名举报，称自家位于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宅在未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遭拆迁。其妻子李缨称，去年底房屋被拆迁后，庹继光一直感到很沮丧，“他说我们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李缨认为丈夫是因为房子被强拆而想不开，夫妻二人在学校也一直遭受打压，“他可能是觉得没有指望了”。
因维权而跳楼与自焚的自杀事件，几乎可以说在中国各种自媒体中，日日都能看到，因此可谓司空见惯，已经无法触动人们麻木的神经了。然而，泰州外卖员自焚与四川师大教授跳楼近日何以引发网络舆论关注，原因是外卖群体灾难深重，经常出现劳累而死，却员工工资仍被克扣，实在是引发社会痛感而产生共鸣。而四川师大身为法学与新闻教授居然都无法维护自己权利，最终绝望跳楼，也击碎着多少岁月静好的幻梦，让众多自认成功人士感到了自身权利的危机。但不管是外卖员还是教授的自杀，本质上他们都在控诉着同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个体权利是没有得到任何保护的，当个体权利被来自无论强大的企业还是公权力侵害，即权贵集团侵害，是不可能有任何自救途径，必然陷入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绝境。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体不放弃维权，那就只有自杀的绝路。可见，中国社会从底层劳工到高知专家都无力维护自己的权利。
与自焚、跳楼等自杀相应的另一种极端的变相性自杀就是杀人，这同样在控诉着中国维权路径的绝断。
元月12日上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周春梅在所居区地下室停车处遭向某刺杀身亡。嫌疑人向某与周春梅系同乡、同学、闺蜜。向某与所在单位因聘用与劳资纠纷，几经维权无果，在向法院诉讼寻求公正不得情况下，将自己在省高级法院工作的闺蜜杀死。
了解向某情况后会发现，向某生于1977年，土家族，与遇害法官周春梅是初中同学；两人同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向某于1999年大学毕业。2000年8月，向某入职湖南某科技公司，并在该公司先后从事综合员、研发工程师、售前技术员等工作。向某在职期间曾获得多项专利。“天眼查”显示，2015年至2016年间，与向某关联的专利共有三项，向某为其中两项的独立发明人——“一种快递信息处理系统”和“一种邮件收件方法”。
由向某的简历可以看到她是个很优秀的人才，然而如此优秀者却遭致单位除职与赔偿不公。向某奋起维护自己权利时，却在劳动仲裁与法院判决中屡屡得不到应有的公平。向某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产生的愤怒难以平息，最后怒火燃向了身为法官而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闺蜜身上，将刀刺向了闺蜜，而自己事实也就选择了另一种自绝之路。
杨佳
这种类似外卖员自焚、教授跳楼的自杀，与向某、杨佳、张扣扣、贾敬龙等等杀人，本质上都是在自己权利被侵害后维权绝望下作出的极端决绝之举。由此明证着中国大地没有任何救济权利途径，个体权利受到侵害后，要么选择认命，要么就是自杀或杀人的自绝。
现代文明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公权力应该服务于民，而法院应该提供起最后保护公民权利的屏障。由中国无论底层民众而或高层法学专家都在维权上的绝望自杀，可以看清中国公权力不是服务于民，而是奴役于民，法院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屏障，而是最后将公民逼向绝望的推手。如此横行违法侵权而丧尽公平正义的社会，绝望就如驱散不去的阴霾日日笼罩于国民头上，自杀与杀人就成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而历史事实也一再昭示，中国人民要想脱离这种可怕的梦魇，就必须结束权力不受约束的极权统治，构建起保护公民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民主政制。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