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天主教温州教区邵祝敏主教

（中国浙江-2021年4月28日）中国政府迫害基督教已经司空见惯，但天主教的情况又如何？中国对天主教非官方主教采取软禁，孤立、生活限制和罚款的案例有增无减，迫使神职人员陷入困境，神父和信徒的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监控和限制，这一情形没有因为北京和梵蒂冈签署临时《中梵协议》得到改善，相反，有了这份协议的背书，针对“地下教会”（没有向政府登记，类似与基督新教的“家庭教会”）主教及其工作的行动越来越野蛮。

最近，发生在中国东南地区浙江温州市苍南县望里镇的案例为例，苍南县地理上位于温州南部，毗邻中国的福建省，苍南属温州教区，温州教区主教邵祝敏（Pietro Shao Zhumin）得到教宗承认。浙江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徒们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地下”教会在信徒的家中聚会，尽可能的避开共产党政府的审查和接触。

有些信徒家庭在自己的私人产房上加建了“小教堂”，它可能只是一个房间，只是稍微增添一些礼仪布置，以适合家庭聚会。数十年来，这些规避政府的家庭聚会多少得到前几任政府的默认，当然他们的聚会也会受到刁难，但现在这种常态的默认形式就要被打破了。

据亚洲新闻网报道，3月16日，浙江苍南现年56岁的天主教徒黄瑞勋先生将自家的“小教堂”提供给该教区的邵祝敏主教等20余名信徒使用。为此，他被处罚款20万人民币。立案调查原因：黄瑞勋先生将小教堂提供给邵主教开展“违法宗教活动使用，并为他们提供中餐、休息室等”。

浙江苍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立案基础是认为黄先生违反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版）。新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注册过的场所进行，这等于排除官方教堂之外一切的聚会场所与形式。颠覆以往一定程度上默认的“家庭聚会”形式。但是黄先生提供的“小教堂”属私宅性质。特别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官方既禁止教堂开放，现在又禁止信徒的家庭祈祷。还开出巨额的罚款。这无异于禁止主教与信徒之间一切形式的团聚。

在中国天主教徒看来，罚款是迫害信徒进行家庭聚会，并切断主教与信徒之间联系的手段，以迫使信徒放弃提供房屋停止家庭聚会活动。前提还是该案的主人接待了这位未获北京认可的主教邵祝敏，邵主教受教宗任命，不符合中国官方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政府的意图十分明显，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希望将所有的宗教团体都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使教会成为共产党的“情妇”，而非基督的新妇。

这些意图在新出台的“宗教人员管理措施”中得到体现，这个“管理措施”将在5月1日生效，要求每位主教或神父（也包括其他宗教人员）都必须遵守“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值观，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宗教人员管理措施第三条）。

家庭聚会、接待客人，是基督教二千年以来的传统，天经地义，圣经也记录这类例子，还教导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对接待客人的信徒进行罚款，也违反中国的宪法。一个不许家庭聚会，不许接待客人的行为，还加以罚款，明显与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不符。

梵蒂冈似乎希望通过《梵中协议》的会谈成果基础，维护圣统制，同时，换来中国对天主教会的友善，特别换取对“地下”教会的空间，但实际上北京的我算盘是，未来主教候选人都可能是党的人，而非教会的人。现阶段递进孤立“地下（非官方）教会”，造成他们的困惑、被抛弃、被分化，并最终隔绝与梵蒂冈。福建郭希锦主教遭到软禁，他曾被切断过水、电和煤气，几乎就要流落街头。现在加上在信徒家中的邵主教。类似例子比比皆是。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签署《中梵协议》似乎是个权宜之计。梵蒂冈真正所要做的努力和坚持是对中国效忠教宗的主教、神父、信徒提供巨大的灵性支援，继续加强中国“地下”天主教会和普世大公教会的共融，让他们感到完全被接纳，而非让他们感到抛弃。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