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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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 （2021年6月18日）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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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法国戛纳影展7月16日突然安排特别场，放映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碍于政治压力，导演周冠威（Kiwi Chow）是制作团队上唯一曝光的名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部片子使他重新认识自我。虽然自知有可能沦为政治犯，但他决意留在香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片长两个多小时的“时代革命”是香港导演周冠威首次拍摄大型纪录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这部片子面向世界，内容会有所侧重，务求让不同国籍和背景的观众都有所共鸣。
周冠威说：“以示威者的角度为主，让观众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是我的初心。我始终把焦点放在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事情。（我选择）简化。甚至没有提到台湾杀人案触发香港当局修订逃犯条例。因为这部电影是面向全球观众，他们没有需要了解那么多。另一方面（我也选择了）深化。深化的对象是人（示威者），让观众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好像带着观众去到香港的示威现场，亲自感受这场运动。”
2019年8月的某一天，周冠威接到海外商人朋友来电，说要资助他拍摄纪录片，向全球人士交待反送中示威的来龙去脉。他说，这部片子并非美化暴力或散播仇恨，而是一个纪录。
“时代革命”这句口号当年曾响彻香港街头，当下却成为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红线。更大的难题是作品该如何面世。
扛上“时代革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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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 （2021年6月19日） |
周冠威说：“在国安法之下，现在的香港每个人都充满恐惧。大家都很害怕。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机会触犯国安法，导致香港充满恐惧和自我审查。很多香港很受尊重的人，律师也好，记者也好，都受到明显打压。香港已出现了很多政治犯。我这部纪录片也被外界评为风险很高。有机会触碰到中共的神经。我需要向伙伴提供保护，让他们安心，而他们也需要我这样做。”
最后的决定是，电影制作名单仅以“香港人”（Hong Kongers）作为统称，整个团队只有一人例外。
周冠威说：“我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全部的伙伴和被访者都是因为信任我（而参与）。他们承受着风险，而我却躲起来去逃避风险，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公义，很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必须出名。另一方面，参与影展和授权公开放映等事宜，是需要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我自己拍的（电影），我自己负责任。这才是公义。”
周冠威执导的文艺片“幻爱”是2020年香港最卖座、口碑最好的港产电影之一，这使他的事业出现曙光。有朋友爱才，对周冠威好言相劝。内心挣扎之际，周冠威在梦里重遇自己的老师。
周冠威说：“有个朋友建议我继续匿名，说他希望继续看到我的电影，说要为我‘顶上’。这让我很恐惧，很不安。人家为我坐牢，这想象实在使我太震撼了。我当晚一直睡不着。后来睡着之后我做了个梦，梦见对我人生很大影响的小学老师，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赞赏我的人。我梦见他当年称赞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梦醒后我决定公开自己的名字。”
为了受访者及摄制团队的安全，周冠威已把所有原始资料片及成品运往英国，并在香港销毁相关片段，电影的版权也已出让给朋友。
早于2015年，周冠威执导了电影“十年”，其中一个单元“自焚者”，讲述在2025年，一名青年社会领袖因违反基本法23条入狱，在狱中绝食身亡，从而激发抗争者走上街头，但是遭防暴警察镇压，最后抗争者自焚。“十年”在中国大陆遭全面封杀，香港也极少有戏院愿意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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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左一） 和他的拍摄制作团队 （2016年3月3日） |
周冠威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那么多年了，普选的承诺，‘一国两制’的承诺依然未能兑现，好像谎言似的。我很愤概，很希望表达这种情绪，于是就去写这个剧本，没有想到后果。到写完之后真的要去拍，才想到后果，但是我这人比较理想主义，我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
2019年8月31日，“时代革命”正式展开拍摄工作，当时反送中运动已爆发两个月，冲突在香港不同地区发生，充满变数。当天在港岛拍摄的周冠威在回家途中看到九龙的太子地铁站也发生冲突，也就是后来的“831事件”。回忆拍摄过程，周冠威表示，这部片子使他心力交瘁。
周冠威说：“这场运动（遍及香港）很多不同地方，但我不能分身，在香港不同的区域会有堵路等不同
的事件发生。你不会知道何时会发生关键事件。这是很难掌握的。另外就是危险，会受伤。在拍摄过程当中我曾多次受伤。拍摄这部纪录片就好像战地记者一样。”
政治气候改变拍摄难度大增
为了防范被捕，不少反送中示威者都在现场蒙面。他们对于镜头非常敏感。幸运的是，“十年”导演这个身份大大拉近了周冠威与前线示威者的距离。
周冠威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恐惧的，但是越拍越有勇气。我想起了一句话：‘不是有勇气才会走出来，而是走出来才会有勇气’。在现场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更习惯现场，勇气也会多一些。我越稳定，越拍越安心，越拍越有勇气。我最初的拍摄对象是一些‘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但到了运动后期，我拍摄的是‘勇武手足’（用激进手段争取民主的派别），和他们一起跑。”
参与运动的风险随着社会政治气候的改变不断增加。不少受访对象失联或退出。冲突场面混乱，加上受访者要盖上马赛克，增加了纪实难度。
周冠威说：“我现在拍摄的纪录片其实是高风险的。我追访的示威者其实都是冒险给我拍摄的。每个镜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份危险。我剪接和选择素材的时候，某些部分我必须忍心放弃。拍得好不好都是其次，在剪接上最大的考虑是安全。”
“留港才能战胜恐惧”
“时代革命”使周冠威备受国际注目的同时，不少投资者与业内人士也因此与他划清界线。
周冠威说：“因为‘幻爱’票房很好，很多投资者都表示愿意出资给我。我也确实在筹备一部爱情片，但是我告诉其中一个投资者我正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后，他把资金抽走了。新的电影暂时搁置了。有些一直和我合作的人也离开了我。不要紧吧。大家面对风险的程度不一样。”
周冠威的电影事业可能打回原形。日后未必能获取资金拍摄商业电影。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却表示，“时代革命”让他重新认识自己。
他说：“我追求的并不是电影事业。我追求的是艺术和信仰：基督的爱。这才是我最大的价值。就算我很喜欢拍电影，即使我希望我的事业能继续发展，政权却迫使我走到最尽头。既然上天一定要我选，我只好作出这样的抉择。”
作为基督徒，周冠威曾与妻子到非洲宣教。他说，经常会使用“扎心”这个词，而他现在扎心之处正是香港。“时代革命”在被视为世界电影殿堂的戛纳影展放映后，周冠威是否会被香港当局秋后算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他决定留下来面对。
周冠威说：“现在香港人正一起在受苦。我不想离开。留下是我的使命。我留在香港才是自由，反而离开香港就是被恐惧钳制，因为你是害怕才会离开。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宁愿我面对成为被拘捕成为政治犯的风险，也总比输给恐惧要好。”
实名发布新片、坚定留港的决定在外人眼里不可思议，但在周冠威六岁的儿子心目中却是理所当然。
周冠威说：“我告诉他我在拍摄一部电影叫‘时代革命’。我说：‘我有机会坐牢。你有可能很长时间不能看到爸爸。你觉得爸爸应该拍这部片子吗’。他竟然说：‘香港政府看了爸爸拍的电影会变回好的政府。’我又问他：‘不如我们离开香港吧。这样会比较安全。’他既不害怕，也没有劝我离开。他说：‘不如我们一起留在香港，把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