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1-07-28）2021年7月15日至7月28日，历时14天开庭审理的河北民营企业大午集团案，终于被当庭宣判：孙大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等八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刑18年，并处罚金311万元人民币。与他同案的十九名河北大午集团的员工，也被判处缓刑或1年至12年不等的刑期，并处以罚款。其中他的儿子和两个弟弟，分别被判处12年、12年和9年。据律师公布，大午集团被处罚金3亿余元，并被追缴14亿元。

被审判的孙大午

诚如公诉方透露的此案事关“政治安全”，也就是说无论多长的审理，多清的事实，多有力的辩护，最后都不可能改变既定的结果。

孙大午在最后陈述中表示：“说白了，岳飞为什么会死？朝廷不知道他精忠报国吗？是因为他的岳家军，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公诉人说政治安全，我也很坦然地在反思，怎么能够让领导对我们、对这么大的企业不省心啊？”

可见孙大午先生对自身遭遇有了清醒认识，那就是大午案是为了“政治安全”与“领导省心”而判决的案件，是那个不省心的领导以政治安全的需要而定下的案件。

一个良心企业家与其所创办的企业怎么就成为了威胁“政治安全”与让“领导不省心”的企业呢？从孙大午最后陈述中可以求得部分解惑。

孙大午

“我说我是有情怀和理想办企业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可以说我是很富有的，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富翁，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富翁。现在我们是3.28个亿在银行，如果再算上我们被法院冻结的五千万，我们有3.8个亿，我们没有一分钱贷款，这是多么好的企业啊！我们康养小区还有上千套的房产。我们大午集团发展38年了，我们就是想追求有差异的共同富裕，我们不搞股份制，哪个搞股份制的企业超过了30年，因为他们在为钱打架，他们是用有限的资金去赚取无限的社会利润。大午集团的立宪就是限制我、限制我儿子，限制我后代，限制高管。

今天我们律师给高管辩护，说他们没有决策权，那我们也没有决策权，大午集团私企立宪制度，我们的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是选举产生的。我们6000名正式员工，有选举权的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必须在集团干十年以上。而只要你能干，你只要在集团一年你就有被选举权。大午集团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吗？我们的权力夯实在第一线，下边没有意见的时候，上边的表态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分权、确权和限权的。大午集团有很多项目我都不知道。我跟法官说，我根本不知道大午医院已经交了四百多万的土地转让费，法官说你是真有钱啊，可是别说几百万了，就是几千万，这么大的集团，这些事到不了我这。”

大午先生如上的最后陈述无意间暴露了自身与企业成为“政治安全”需要而镇压对象的原由：其一、大午集团3.8亿的银行存款，数千套住房，以及其他庞大的资产，居然没有银行的一分钱贷款。这意味着大午企业脱离权力掌控，与极权通过银行与股份来操控企业战略严重不协调；其二、“集团的立宪就是限制我、限制我儿子，限制我后代。”这种企业立宪提法就严重触犯极权意志，而限制企业主及其后人，那更与极权“红色血统”千秋永固，打江山坐江山，“政权只有传给自己儿孙才放心”、“避免被挖祖坟”的精神相背，如果不及时镇压，势必危及极权；其三、“大午集团私企立宪制度，我们的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是选举产生的。”这更是大逆不道行为，公然违背极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权力自上而下授予的原则。在此情况下，大午企业势必被认定为现代民主的实验田与孵化器，不镇压自然政治就不安全；其四、“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分权、确权和限权的。”这简直是向极权的公然叫板，如若社会信奉了分权、确权与限权，哪里还有极权存活的可能？所以，消灭这种意识与制度就是极权不二的选择；其五、“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企业高管收入不得高于员工十倍”，这同样为极权所不容，因为极权下金字塔式等级森严，无限的差距正是极权等级统治的必然，如果限制了高点而保护了低点，那与极权等级精神相悖，自然也不可容忍。

由此可见，大午先生及其企业多年竭力探索的现代企业管理与经营之道，以及求索社会共同富裕之路，都是与极权意志格格不入的，是威胁极权延续的敌人。因此大午企业的发展被定为“大午集团38年就是38年犯罪的历史”就成为极权必然的结论。

大午集团发展的38年被定为“38年犯罪的历史”，这个判定事实是今日中共极权的世纪性宣言。它宣示着中共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之路是“犯罪”的定性，宣示着今天中共要清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宣示着中共今日的“新时代”与过往发展起民营企业的老时代的决别。所以，今日从“政治安全”高度来审判孙大午及其企业就具有政治宣言的历史性意味。

孙大午先生今日遭遇，事实早在2003年他第一次入狱时就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所预见，刘晓波在当年为孙大午呼吁的文章写道：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

当然，今天审判孙大午也并非是孤案，而是全国性清算民营企业大剧中的隆重一幕。因为这几年来众多民营企业家如重庆李怀庆、北京耿潇男等等纷纷被判刑，而马云、马化腾等等企业主也被整肃，正充分说明中共要对过往几十年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进行清算与掌控。在今天中共全面推进国进民退，而将清算民营企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下，没有任何一个民营企业能置身事外。

今天孙大午先生及其企业的遭遇，再次预报着中国民营企业被从政治安全角度清算的命运，也就意味着中国一切敢于探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与管理的模式的努力都将被当作政权的敌人，而一切民间致力摸索共同富裕的尝试都是被极权认定的犯罪。于此，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摆明，何去何从无可逃避。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1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