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3日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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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参展电影的广告 （2016年3月16日）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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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日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规定检查员须考虑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国家安全，并赋权政务司司长把关。未获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被罚款一百万元及监禁三年。有电影导演表示，修例影响创作自由，相信日后连“擦边球”的电影也没有生存空间。
因应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政府继今年6月修订电影检查员指引后，再建议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明文规定，检查员须考虑影片上映是否会不利国家安全，作出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安因素，如有相关情况，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意，可延长审查时限不多于28天，并向申请人索取资料及征询有关部门及律政司意见；检查员亦可要求申请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资料,并赋权政务司司长，指示电影检查监督，若认为影片上映不利于国家安全，可撤销已向电影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豁免证明书。
政府同时加重罚则，上映不获批的电影，从目前最高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提高至一百万元及监禁三年。
电影政治审查在香港非新鲜事
香港早在二战之后就曾对电影进行政治审查。1953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过滤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作品。数字显示，1953至1956年期间，立场亲北京的南方影业先后把接近100部剧情片，纪录片和新闻片送检，结果只有不到20部获准上映。
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对左派电影态度放软；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及革命样板戏都曾在香港大银幕放映。
70年代，港英政府态度逆转，把封杀的矛头指向反共电影，1981年，台湾两部与大陆文革有关的电影“皇天后土”与“假如我是真的”成为当年的禁片。
1988年政府制定“电影检查条例”，确立电影审查的法定权力，直到1995年主权归还前夕立法会才通过废除政治审查权。现在特区政府再次修例，规定电影审批要考虑国安因素。
香港导演周冠威形容这次修改条例是大倒退。
周冠威说：“电检处以往是为我们提供服务，为电影划分级别。这许多年来没有需要忧虑拍出来的电影是否能通过电检。过去几年，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电影工作者会自我审查，但也仅此而已，但是新修订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向：它们不再是为我们服务，反而好像我们要去猜测他们的规矩。这很明显是自由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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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导演周冠威。 （周冠威授权使用） |
曾执导反送中示威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及爱情商业片“幻爱”的周冠威表示，将来修订法例后，电影制作人只可以选择完全不触及政治，或甘愿付上代价。
周冠威说：“如果我有一些电影题材像‘幻爱’那样不含政治元素，那我就照样拍摄，如果是牵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像我的纪录片‘时代革命’，那我只好承担风险与后果，甚至我不会提交给电检处，甚至不会在香港放映，这绝对是失去了创作和放映自由。”
港府难容“擦边球”电影？
他估计，将来香港当局连所谓“擦边球”的电影也容不下。
周冠威说：“曾经有人提出可以‘擦边球’，用比较隐晦的手法表达对政府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不满。对我来说，‘擦边球’是一种不公义。我不会选择‘擦边球’的电影。如果我要拍摄社会问题的电影，我会在脑海里照样去创作。如果将来有一天，环境容许我拍摄，我才拍摄。这是我个人面对的方式。”
周冠威担心，投资者会因为风险增加而却步。
周冠威说：“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者的考虑会有所增加。就算电影拍了出来，先别管票房是否理想，就连上映的机会也可能被剥夺。甚至说，即使可以上映，发行光碟的时候才说要禁止。风险是来自人治。政务司司长可以决定某部电影是否禁止放映。这十分恐怖。”
修订条例草案又提到，有团体设法避开法规，例如利用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式隐藏违法影片资料，若当局认为证据资料有可能被毁，督察可在没有法庭手令授权下进入及搜查任何地方，加强执法；并加以规管录影带、雷射影碟，进一步扩大至其他载有电影数码版本的实物储存媒体，如外置记忆体。
纪录片料受重创
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煌德估计，纪录片和剧情短片所遭受的打击会十分严重。
翁煌德说：“明显游走于红线或者跨越红线的这些作品，目前将不再容于香港的影坛。像这些独立制片影工作者，影响会非常大，等于说失掉创作空间。我们看到这几年非常多的香港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很勇敢拍摄这些纪录社会问题的影片。另外，因为剧情片本来成本牵涉很大，要拍一些很政治性的也很少，但是剧情短片有很多，像去年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短片的作品就是在反送中现场取景的，但是未来像这样的短片也可能几乎看不见了，因为拍了出来也是违法的。假设你办了些私人放映被抓，你就可能被判刑。”
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类型。翁煌德相信，将来这类电影仍然可以继续拍，但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与中国大陆电影看齐。
翁煌德说：“目前警匪片中也有对警察的一些负面描绘，但是演到最后剧情还是主旋律的，说警察改邪归正等等。这些片也可以在中国大陆上映。如果创作者能抓住重点，最后结局还是往主旋律靠拢，政治正确的题材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上映），一切都是回归到创作者自己本身，有没有要去踩这条线，去挑战暧昧性，但是未来如果拍这种题材都有可能坐牢，创作者以后的胆识会不会越来越小，不敢碰这条线？”
他说，若电影政治审查在香港严格推行，影响会非常深远。
翁煌德说：“表面上是电影审查，但实际上是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是一个长远的计划，目标当然是希望（香港）未来的世代把中国的主旋律当成唯一的价值。反送中等等不同意见的题材未来不容于香港社会。这等于是洗脑，但是站在独裁政权的角度来说，这当然也是有效的。我们看到北韩（朝鲜）一直到现在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香港电影业当下的处境使人联想到电影业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让当地电影工作者饱受压力。个别导演由于触动当局神经而多次被捕，甚至连拍片、写剧本、外媒采访也被禁止。他们在压力下仍然私下拍摄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禁片，偷运到西方参展。
对电影设下“红线”的香港，又会否成为下一个伊朗呢？
翁煌德说：“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下一代的年轻人能不能用其他管道翻墙，透过网路接收不同意见。据我所知，目前蛮多香港年轻电影工作者，尤其在台湾影视学校念书的大学生，他们在台湾创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中国的题材。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香港导演慢慢浮现出来。有没有可能这些所谓流亡的香港人在海外筹办影展，继续用其他方式让创作自由在海外生根?”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