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 2021-10-25）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法律的通过表明中国政府除对家庭外的未成年人教育拥有控制权，也对家庭内的教育拥有控制权。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以强硬手段把手伸进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头脑和灵魂以及未来的控制。
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以保护青少年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硬性规定，以打击其认为对儿童发展有害的活动。如为预防青少年网络上瘾，中国已经禁止未成年人每周玩三个小时以上的网络游戏，同时大幅减少了校外辅导机构。最近几周，政府还对名人偶像崇拜、所谓"低俗 "的电视节目和所谓 "娘炮 "的艺人采取了更多意识形态措施。最新通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则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大的收拢。
《家庭教育促进法》总则第一条指出：“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制定本法。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此外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第二章关于“家庭责任”部分的第十六条（一）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
这些条文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所确立的教育目的和核心，是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后备力量。因为未成年人今天接受谁的教育，明天就成为谁的接班人。该法律虽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里对孩子拥有教育实施权，但国家和社会也有权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如果家庭教育的方向与中国政府的方向相抵触，家长和监护人将承担法律责任。
如第五章关于“法律责任”部分的第四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非法阻碍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五十四条也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通过和实施将对基督教教育造成更大冲击。在中国，对由政府主导的公立学校教育持否定态度的家庭里，基督徒占主流。在教育孩子方面有更多行动能力、拒绝送孩子上公立学校接受无神论洗脑教育，让孩上教会学校、在家教育或参加几个家庭共学的人群也主要是基督徒。这正是中共头疼之处。近几年，中国政府集中力量打压、取消基督教教育，采取上门恐吓父母孩子、冲击、查封各地教会学校、没收学校设施、抓捕学校老师和家长、诉诸司法程序官告民抢夺孩子的监护权、给老师和家长安上各种罪名等手段打击基督教教育。
如2019年9月30日，北海市银滩镇人民政府向银海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范汝珍送两个孩子上公立学校，否则剥夺她的监护权。2020年4月3日，一审判决，范汝珍败诉，强制她送已在家教育多年的子女上公立学校。2020年7月22日，二审维持原判；
另一起政府与基督徒父母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是，2020年厦门殿前教会传道人游冠达因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被政府告上法庭。法院传票上写着“监护权纠纷”。在律师和被告基督徒的努力下，所幸今年8月20日法庭宣布游传道胜诉；
又如2021年5月山西太原郇城教会的基督徒赵维凯因拒绝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当地政府以“涉恐”的名义逮捕了他；
2021年8月初，安徽芜湖10位基督教会学校老师涉“非法经营罪”被抓，其中4位已被批捕；
2021年10月12日，美国基督教家庭教育机构Abeka中国代理五位基督徒被警方带走，至今没有消息；
2021年10月18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从事基督教教育，并在家教育孩子的肖荦彪被以“涉嫌组织邪教”的罪名被传唤……
与基督徒争夺教育权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到中共建政初期，并伴随着整个新中国的历史。争夺教育权的目标是争夺未来的头脑和心灵，其实质是无神论政党跟上帝争夺敬拜者。中国政府主导的公立教育所有的环节，以及整个教育体制都充满了偶像崇拜。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推动者之一、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在《默想教育》一书指出：“公立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儿童的共产主义，主张儿童是国家的公共财产，国家在儿童的思想、信仰和灵魂上，要求与其父母均分掳物，共儿共女。从而否定了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政府，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的灵魂的监护权。因此，强制性公立教育的动机和结果，就是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基督教教育的另一位推动者、秋雨圣约教会的苏炳森长老在2012年秋雨归正学堂筹备会上，警戒那些心安理得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基督徒父母：“你伙同现代国家利用权力和税收造就的吓人现实及其既定的生活、教育秩序安排，一起欺负你孩子、你孩子的灵魂要到几时呢？现实中国家再强大、造就的生活再现实，它有什么权力塑造灵魂呢？它能承担人生的意义和要不要自杀的问题吗？”秋雨圣约教会李英强长老说：“把基督徒的孩子赶进公立学校进行无神论洗脑，这是魔鬼针对中国教会的‘釜底抽薪’、‘斩草除根’之计。此计若得手，等于是直接把出埃及的第二代带回埃及。”
教育子女自古以来就是父母的权力，这个权力来自上帝，而不是国家和政府。即便在世俗世界，父母对孩子拥有教育权也有古老的渊源，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都是“私学”传统。国家或政府从来都不是教育者，而是被教育者。国家或政府成为理所当然的教育管理者，是从普鲁士以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蔓延之后，“国家成为活着的上帝”的恶果。
教导从来都是祭司和先知的职能，不是君王的职能。美国保守主义作家彼得·D·希夫在《国家为什么崩溃》中提到教育问题，他认为要解决今天美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全面撤出教育，恢复教育的民间性和私有性，国家可以给钱，但国家不能直接兴办教育、不能审查和控制教育内容。上帝设立政府并赋予它有限的权柄，把刀剑的权柄赐给政府，把灵魂的权柄留给教会。政府把手伸进灵魂的区域是对上帝的僭越。仅管中国政府曾向多个国际组织承诺父母拥有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主权，然而他们却再三违反承诺。
1990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规定：“缔约国应遵守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缔约国应尊重父母并于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以下的权利和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指导儿童行使其权利”；
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18条第4款承认父母的教育主权。“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2001年，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也规定，“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自称是仆人，却说自己“伟光正”，自称是仆人，却把主人的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不断出现在法律和公共媒体上，本身就是失败的基础教育的明证。《家庭教育促进法》所提倡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却因其教育者和教育者的管理者缺德、缺智、缺美而显出其荒谬。“人类灵魂工程师”甚至不知道灵魂是什么，也从未思考过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之为人应该向谁尽伦理责任这样的基本问题，德、智、美又何从谈起？
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草率地允许孩子们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至让他们接受那些与我们认为他们成年后应该拥有的思想观念相左的思想吗？” 蔡元培也曾经指出，教育应超越政党而独立。否则教育的结果就不是使人独立，而是使人服从。就像胡适所说，“自由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英国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推动者、作家多萝西·塞耶丝在《失落的学艺》说：“教育唯一的目标仅仅是：教人如何独立学习；任何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教育都是枉费工夫。
美国作家卡罗琳·凯恩斯用她的诗《受教育》准确表达了基督教教育理念：
如果我会背诵《葛底斯堡演说》和《宪法序言》，
却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历史中上帝之手的运作，
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
如果我是一个好公民，每次选举都投票，为道德和正义而战，
但却不晓得人的罪恶和没有基督的悲惨境况，
那么我还没有受过教育。
《圣经》申命记6:4-9被称为基督教的“教育大宪章”。教父奥古斯丁将“自由（博雅）教育”比喻为认识上帝的“梯子”。基督教教育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让圣约子民，被那些拜偶像的和国家主义的身份认知和历史意识所塑造。这是基督教及基督教教育备受无神论政府长期打压的原因。
鉴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教育的恐惧和打压，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每周都在公祷文里为基督教教育祷告。昨天的祷文如下：
慈爱的天父，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代来教养孩子，需要何等的耐心和信心，人们随意地把孩子交给世界，交给娱乐，交给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孩子是属于你的，我们要把孩子交在你恩惠的手中，让他们从小就受到敬虔的教育，虽然他们从小就经历这个世界的敌意，但却被你的爱深深包裹。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工作是不能被阻止的，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中，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地都有基督徒在办学，或者在家教育，许多的家长愿意付代价来按照你的心意教养孩子，这是你恩典的作为，求你使用这些微小的开始，使他们结果子十倍百倍，来祝福这片土地，来促进福音国度的拓展！
（ 对华援助网特约评论员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