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8日 04:13
2月15日，八孩母亲事件中的第一个规模性集体请愿行动---北大毕业100名学子实名联署公开信，呼吁调查与正义，随后也被中国网监404。但是在这同时，宣称“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全国妇联在整个事件中一言不发。2月13日，有舆论呼吁应该即刻解散全国妇联。
对名人严歌苓和北大学子的声援信息的封杀，是不是八孩母亲和彭帅这类事件至今没有真相的原因？中国女权组织成花瓶，八孩母亲、彭帅等受害女性只能孤身面对整个村庄和国家权力，这是不是中国女性悲剧的来源？考虑到当下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悬殊对比，是否可以预判八孩母亲悲剧不是最后一个？
了解内情的前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告诉美国之音，严歌苓与他进行的是一个关于八孩母亲的非常率真的对话。她本人也是非常率真的女性，怎么对，就会怎么说。至于北京封杀她带来的后果，这是上帝考虑的事情。
他说：“我跟严歌苓女士认识十几年了。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在《锵锵三人行》拍摄现场也曾经遇见过几次，一直到我到美国来，跟她有合作项目，应该说比较熟。今年的2月5号，她写了一篇散文《母亲啊 母亲》就给我寄来了。我就跟她讲说我的女儿可不可以给你朗读一下，她说可以。因为我们一直有联系，也算比较熟。在朗读之前我就跟她连线，她人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我们就聊聊这事。本来定的是今天聊，但是今天好像是她的丈夫出院或者出隔离，他们庆祝一下。所以给耽误了，就隔了一天，第二天又跟她连线，跟她说了几句话，我们经常说话。对于‘八孩锁链妇女’发表了一个非常率真的对话，因为我们的对话都是非常的率真，我们没有人藏着窝着。我今年75岁，我的处事原则就是六个字—‘有话说，有屁放’。就是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她也是一个非常率真的女性，而且由于我们俩比较熟，(认识)十几年了，所以说话没有别的考虑，就是怎么对怎么说。我们也不考虑，至少我不考虑怎么成功怎么说，我只考虑我说话对不对。我不管这事儿能不能成功，或者后果，我不考虑。我们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是实事求是地说。至于说了之后能不能成、有什么效果，我从来不管。(封杀给严歌苓)带来的后果跟我毫无关系。因为严歌苓是一个名人，而我们在奉行一个理念，就是高官没有隐私，公众人物没有隐私，隐私是个人的，一般人有。你是个名人，是个大名人，你有什么隐私呢？高官，比如习近平是主席，他有什么隐私呢？一般人有，他没有，我也没有。所以我们考虑问题就没有考虑过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带来的后果，那是上帝考虑的。”
中国妇联号称“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但迄今为止一言不发，使其成为中国的花瓶组织，使得八孩母亲、彭帅这些受害女性只能孤身面对整个村庄或国家权力。有人士呼吁应该即刻解散全国妇联。对此，前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认为，把事件的责任仅仅归咎于妇联，那种认识是浅薄的。
他说：“怎么叫解散妇联？妇联是哪儿来的？用人民大学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退休教师郑也夫在前一两年说的，希望共产党能够和平的淡出中国社会，这是关键。你把矛头指妇联，这叫少见多怪，根本就不对。哪里是妇联的问题啊？”
独立时评人鲁难认为，这个事件是谎言治国总溃败。铁链女事件恰恰就发生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徐州，它击穿了人类心理最柔软的部分。
他说：“我个人认为这是谎言治国的总溃败，从这个事件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徐州这个城市从2017年开始，四度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到2021年之前，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恰恰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出现了一个用锁链锁住脖子的妇女。我们还知道在2020年的12月7号，江苏省高调宣布已经全面脱贫。脱贫率在多少呢？99.99%，精确到小数点二后两位。整个江苏省，他们宣布只有六个家庭、17个人还没有脱贫。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仅仅董某民一个家庭就有10个人。那么它的‘六个家庭、17个人’包不包括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20年，据官方发布的《人口走失白皮书》，整个中国走私人口是100万。而在此之前更为严重，2016年全国走失人口将近400万人。这么一个在谎言密布下的中国，一下就被戳破了。在这么一个时刻，这么一个事件，击穿了人类心灵上最柔软的部分，所以全国人民都很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政府想的是要掩盖谎言。做为妇女娘家的中国妇联以及下属的徐州妇联、丰县妇联，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任何作为，因为他们是编织这个谎言治国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妇女之家。而是中国政府的爪牙。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沉默，这是消极的一种解释。”
鲁难认为，“八孩母亲”事件其实是中国社会众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谎言治国，百姓得不到真相。
他说：“这个事情会不会这样完结？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正如周孝正老师所说，它跟雷洋事件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这次没有一个能够掌握全部情况，或者说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活动。在雷洋事件里面，人大校友如果说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首先是有限目标。不要寄希望于一个事件、一次的舆论呼吁能够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问题，实在是像周老师所说的太多了，它解决不了。我们是有限目标，每次只能向前行进一小步。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谎言治国，在于中国的老百姓都得不到真相。无论你怎样寄希望于这些政府机关，或是媒体、妇联这些组织，你都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希望。我们真正的希望在老百姓自己，而我们每次最好是一次向前走一小步。接近真相，就已经是不错了。”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