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3日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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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照片：被中国官方驱逐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在飞离中国前 在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拥抱中国同事。（2020年3月28日） |
“（西方媒体）操纵这些记者歪曲中国，挑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再次暴露出，西方媒体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只不过是用于推进其狭隘政治议程的便利工具。”
3月15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英文网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称华人记者正被用作“新一轮黑中国运动”的工具。
该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发表“大量有关中国的虚假报道”，并将华人记者称为“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文章称，中国抗击COVID-19疫情的努力是“这场虚假信息战争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文章还指责为西方媒体工作的华人记者拼凑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证据”，特别是针对新疆地区。
新华社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媒体）操纵这些记者歪曲中国，挑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再次暴露出，西方媒体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只不过是用于推进其狭隘政治议程的便利工具。”
然而，文中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证据以支持这一阴谋论——即华人记者被有意用作对华恶意阴谋的工具。
新华社这一文章通过使用“西方媒体”这个笼统描述，避开了指明具体是哪些西方媒体雇佣了华人员工，然后操纵这些员工。而在新华社作出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同时，华人记者正面临着中国媒体和中国互联网上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人肉搜索”等攻击手段。
对于新华社所抨击的“西方媒体”，我们也并不清楚这当中是否也囊括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和中东的媒体。这些媒体也都对中国做过批判性的报道。
法国哲学家盖伊·索尔曼曾指出，“西方”一词“足够含糊，以至于能够包括许多地区，却无需描述它们（这些地区的）的统一特点。”
同样，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也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和所有权结构，更不用说各自的编辑立场倾向了。
中国对西方媒体的攻击往往基于这样的假设（或故意歪曲）——即它们的功能与中国官方媒体类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承担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得“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说。
中央电视台2016年的报道显示，座谈会当天上午，《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员工热烈迎接习近平的视察，并展示媒体对党表忠心的标语牌。
中国政府后来在2019年首次要求新闻采编人员参加统一的记者资格在线考试，其中包含对中国共产党忠诚度的测试。记者如果不参加考试或没有通过，就无法换取新的记者证。总部设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RSF）表示，此举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禁止媒体中最后的批评声音的完美借口”。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去年12月的一则报道与新华社这篇文章中未经证实的说法形成反向对比。在这篇题为《北京如何对国外“网红”施加影响力》的报道中，《纽约时报》搜集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利用西方“网红”在全球传播亲北京的信息。
“根据政府文件和视频创作者本人的说法，国有新闻机构和地方政府组织并资助了这些亲北京网红的旅行，”
《纽约时报》报道称。“他们要么已经、要么曾经提出对这些网红支付报酬。他们在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上向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分享视频，从而为创作者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在官方媒体机构的支持下，这些创作者能够访问并拍摄中国的一些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当局阻挠外国记者报道的，”该报道称。
此外北京也继续打击在中国境内做报道的外国记者。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今年1月发布报告说，驻华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其中包括人身攻击、骚扰、威胁、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喷子的言语攻击和签证拒签。
与此同时，在海外工作的华人记者也受到压力。
中国通过“人肉”而恶意公布信息或组织线上骚扰攻击等手段恐吓华人记者的做法已屡见不鲜。
2021年12月，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署名“补壹刀”的文章。该文“人肉”了在中国境外工作的中国出生的记者。
该文称这些就职西方媒体的记者“炮制”针对中国的虚假报道，“用报道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在同胞背后开枪。”
《纽约时报》记者肖慕漪（Muyi Xiao）被这篇文章重点报道。该文详陈她的出生地，她上的大学，她毕业的年份，她之前的各家雇主，她采访过的信息来源，以及她“炮制”的中国相关的报道。
“一篇篇歪曲武汉抗疫，为疫情幸灾乐祸的报道，就成为她向《纽约时报》纳的投名状，”
该文称。
《环球时报》“补壹刀”的文章还一一点名了另外七名在中国出生的记者，并附上了个人照片截图或个人网站截图。
这些记者被该文一并称为肖慕漪身边“明显的人际关系网，以及物以类聚的‘人才产业链’：一个推荐一个，一个跟着一个，最后走到同一条道路上。”
这篇文章列出了这些记者曾经就职过或合作过的出版物及非营利组织背后的赞助方和合作方，其中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这篇文章暗示，这些记者也都是在这些基金会的授意下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
该文还提到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员及记者许秀中（Vicky
Xiuzhong Xu）。2021年4月，她成了中国互联网上一场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此前，许秀中曾合著一份ASPI有关新疆维吾尔人被中国政府强迫劳动的报告。
事发时，许秀中的名字突然一跃成为新浪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和微博上的民族主义者发布和转发了大量攻击她的言论，其中包括称她为“恨国反华妖女”、“反华女魔头”、“女汉奸”、“卖国贼”、“荡妇”、“抵制新疆棉的幕后黑手”、“澳洲提线木偶”和“西方棋子”等等。
“搜索她的名字可以得到数千个结果，其中包括一些视频，称她‘滥交’和‘吸毒’，透露了她的恋爱生活细节，”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2021年4月的报道中写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微博上，网民呼吁找到她的家人，然后命令他们为抚养这样一个女儿道歉。也有网民说，许秀中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回到中国，并发出并不含蓄的威胁信号；其中一位用户写道，叛徒要‘见一个杀一个’。她的家人为安全起见曾要求她改名。”
2020年春季COVID-19疫情肆虐美国之际，8岁就从中国移民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人樊嘉扬（Jiayang
Fan）也成了中国宣传和网络骚扰运动的目标。
在她2020年9月为《纽约客》撰写的封面故事《我和我的母亲如何成为中国的宣传材料》中，樊嘉扬讲述了自己因在推特上为母亲求救而招致中国网民集体网络欺凌的经历。
樊嘉扬母亲因患有渐冻症而住院，平时起居依靠护工照料。2020年3月，纽约因疫情而面临封城，照料樊母的护工被要求撤离。因事发突然且紧急，樊嘉扬在推特上求助。尽管之后得到了帮助，护工回到了母亲身边，但樊嘉扬的推文传到中国后，她在推特上突遭大批谩骂和对其母亲的诅咒。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称她和她的母亲是卖国贼和汉奸，并咒骂“活该”、“报应”、“nmsl”（“你妈死了”）等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也对母女俩的遭遇冷嘲热讽。此前，樊嘉扬为《纽约客》写过多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这成了樊嘉扬“卖国”的罪证。
甚至连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记者也没能幸免于这类恐吓和骚扰。微信上拥有200多万订阅者的《北美留学生日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负责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中国的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
《纽约客》的一篇报道曾将《北美留学生日报》描述为提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文新闻”的信息平台。《北美留学生日报》的这篇攻击文章称冯哲芸为“殖人”，意指思想上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者意愿的被殖民者。
“希望有一天她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吧，”
文章讥讽道。
2021年9月，《环球时报》撰文攻击美国出生的美国华裔记者、《洛杉矶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苏奕安（Alice
Su）。苏奕安此前曾前往河南郑州报道了在当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特大洪灾。《环球时报》称她为“二鬼子”。该词原是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为“日本鬼子”提供帮助的中国人的蔑称。
记者杨泽毅（Zeyi Yang ）在发表于专注科技和商业报道的Protocol新闻网站的文章中写道，上述记者遭骚扰和攻击的这些例子“是中国官方媒体及其狂热的网络追随者对某一目标展开共同攻击这一多年来形成的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在当今的中国，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先前）付钱让人们照本宣科发布北京口径的做法复杂得多，”杨泽毅写道。“（中国）政府已掌握了对人们真实情感施加影响的技巧，能让这些普通（网络）用户免费地去做言语攻击和人肉这些事。”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