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1日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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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资料照片) |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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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10万香港人已经搬到英国，展开新生活，但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英国未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员警告，若果不好好处理，长远或者变成未来几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机。
一个由英国香港人团体进行的调查发现，接近一半受访移英港人有抑郁或焦虑症状，又有约四份之一有与香港政治情况有关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同时，有大约六成受访者表示，他们搬到英国后，认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
“英国港侨协会”(Hongkongers in Britain)与剑桥大学健康、医学及社会哲学硕士生Mark Liang共同进行调查，是英国首次有这类研究。
研究团队在今年3月至4月向在英港人发放网上问卷，收回658份有效回覆，当中有接近九成被访者持有BNO签证，其余是持有英籍或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等等。
受访者中，最多人是界乎35至44岁，有近200个回覆。受访者中，最多人在英国已经居住了七到11个月。
调查发现， 18.9%的受访者有临床上显著的抑郁症状，而有临床上显著的焦虑症状的则有25.8%。23.8%的受访者有临床上显著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而那些症状与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有关。
政治问题影响心理健康
研究员Mark Liang指，英语水平、就业、与家人及子女的关系问题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些都是移民通常会带来的问题。此外，有独特的政治因素影响港人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
他说：“有相当一部份在英港人担心讨论政治会招致报复，同时担心仍然在香港的人。这是我们的重要发现之一，即使这些BNO(签证)持有人已经到了英国，一个尊重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但仍然有因素窒碍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受访者说他们仍然有家人在香港，会想回去探望他们，这令他们很难讨论政治情况，因为他们不想变成流亡者或者被通缉，不能回去探望家人。”
Mark
Liang说，设计问卷时，关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问题放在较后部份。有大约百分之10的受访者见到相关问题就关掉问卷，没有继续回答下去。问卷其后有更多政治相关问题，就有更多人选择关掉问卷。
调查发现，接近四份之三的受访者都不会在未来六个月内寻求心理健康治疗，接近一半人更是从未与家庭医生见面。他们更愿意和家人及朋友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之后才找心理辅导员或者团体对话。在英港人亦不信任华人团体，以及非洲裔、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BAME)团体，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心理健康问题。
Mark
Liang说，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有拨款给公民团体，向港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务，但有取得拨款的华人团体被怀疑受到中共渗透，令香港人非常不愿意向这些团体寻求帮助。
他说：“现时已经有一些为亚裔及华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团体，我们见到对于这群香港人，他们不信任这些团体，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比较不是因为语言，即使我们见到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想要广东话(心理辅导)。这是比较关乎政治情况，他们担心他们的说话会被错误理解，或者会在将来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英国需要度身订造措施
他建议，英国可以加强就业、就学及定居方面的协助，透过这些方面去支援香港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又指，英国应该要有为香港人而设的心理治疗服务，例如有可以说广东话、曾经在香港生活、意识到政治环境对心理有所影响的辅导员。同时，英国要加强香港人对英国社会支援制度的信心。
他说：“我理解的最坏情况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不是随着时间就会消失的，它在事情发生之后仍然会影响人的生活。”
直至去年年底，BNO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宗申请，而未来五年预计会总共有约30万人搬到英国。申请者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到达英国五年后，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第六年可以取得公民身份。
“需一起面对共同创伤”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调查结果不感到意外。
他说：“很多香港人带着共同的创伤而来，我想大家经常都说香港人有共同回忆，其实民主抗争亦是大家共同回忆一部份。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回忆，在英国就变成了共同的创伤，我们要一起去面对。虽然调查结果好像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但其实反而我们在调查结果见到，大部份香港人都相信英国是很好地治愈他们这种创伤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团结，一起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移居英国的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他认识一个以往政治上不活跃的人，但因为2019年香港的社会气氛，例如是受到示威中使用的催泪弹影响，以及遭到防暴警察骚扰，令这个人精神出现问题，需要求医。
他说：“结果(他)来到英国之后，住了一段时间，他的精神状态或是健康状况都有所改善。”
黄伟国又说，香港人一般对于心理问题抱讳疾忌医的态度，来到英国后也不清楚如何在当地寻求帮助。他亦质疑英国现有的组织对香港人心理问题的认知程度。
他说：“他们有没有一个足够的同理心或认知去处理呢？这是第一点。等而下之，甚至很多组织，这些所谓组织可能其实是由中国人，或来我们叫内地人去经营的或组织的。如果这些人竟然也能取得相关拨款，去帮香港人的话，我反而觉得是，究竟英国的相关部门去审批这些计划书或者拨款时，有没有认清楚这些组织的性质？这些组织说是帮香港人，究竟其实是不是这回事？”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说，解决香港人的心理创伤，答案不只在于个人层面。
他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正要去治愈香港人集体的共同创伤，就一定是要还香港社会一个公道，一个符合公义、程序的社会才是真正解决香港人共同创伤的灵丹妙药。”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