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5日 07:40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准备前往梅河口进行新冠防疫工作。
（2022年4月12日）
华盛顿 —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中共当局起初对疫情的信息封锁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最重要因素。如今，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两年半多过去了，疫情使中国和全世界面貌大变，令世界各国处于难以捉摸的、穷于应对的不确定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并细细观察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的过程还有多少意义？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村认为，意义很多，很大。
慕容雪村最近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他基于冒险在武汉实地采访写成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英文版。它的英文版标题是《Deadly
Quiet City》。这本书讲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封城前后的一批人所经历的当局先封锁消息再封城，以及这些人的心路历程。
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上大学学的是法律。2002年，他以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文坛上窜起。他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广受众多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
作为一个作家，慕容雪村的文学和时事及社会评论写作清晰地展示出他学法律的背景和特征，其中包括对社会的深刻关怀，对言说逻辑的注重，以及对表面现象的背后或深层原因的锲而不舍的思考和追寻。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也就中国人过去70多年被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酷统治是否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这样的争议性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见解。
以下是慕容雪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慕容雪村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审视新冠疫情当初在武汉意义何在
金哲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与之共存的现实，而中国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灾难也不断成为国际新闻。在这样的时候，你认为你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讲疫情在武汉初次爆发的往事意义何在？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微博图片)
慕容雪村答：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生活。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样的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城中都经历了什么。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之下。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灾难引擎，可以把灾难放大很多倍，然后再加之于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上。
我们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比如瞒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记得，在2003年的萨斯（SARS，急性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灾难中，从当地政府一直到北京全部都选择瞒报。而在2019年底到2020年的新冠灾难中，政府选择还是完全一样。
我认为这种瞒报根本是由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未来还有同样的灾难，那么，这些官员们，从地方政府到北京，他们的选择还是一样。
我还希望，这样一本书能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政府是如何实施它的残酷的管制和统治的，比如他们的信息屏蔽和言论审查。我也希望这样一本书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就是，我进入武汉，我找到那些在集权统治之下消失的人，去帮助他们发出声音来，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全世界所听到。
我要找到那些被这种残酷统治所屏蔽、所埋葬的真相，并且让这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是描写苦难，《禁城》与《古拉格群岛》有何异同
问：呈现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发生的人造灾难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你的新书跟《古拉格群岛》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
答：《古拉格群岛》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他们被抓上火车，流放到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做苦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我这本书写的更多是平民。平民二字的意思是这些人本应是自由的。你可以看到，在这种以防疫为名的残酷统治之下，这些平民是怎样不得不像奴隶、像囚犯一样生活。
当然，我的书也跟《古拉格群岛》有相通之处。我认为这类书可能关注的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人的苦难。不管是《古拉格群岛》也好，还是《夹边沟记事》也好，还是我们曾经见到的那些伤痕文学，那些描述在共产极权统治之下，那些受迫害、受损害乃至惨死的人们的生活的书也好，我想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就是讲述苦难的来由。
在我这本书中，我可以清楚地指出，读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并不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这种不人道的统治。
中国人的苦难是自找的吗?
问：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苏共政权最初之所以能以很少的人控制住俄罗斯上亿的人口，是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选择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现在也有人批评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一夜之间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也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坐以待毙。这种批评有多少道理？
答：你在推特上，在Facebook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种论调，这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换言之，这些人受到这样的欺压，受到这样的管束，他们有这样的命运，是他们活该，是他们选择的。
这种理论我确实很难赞同。就算索尔仁尼琴那种认为是俄罗斯人不反抗、所以才导致了这1亿多人受到这样的奴隶似的管束这样的理论也只是在理论上正确。但是在实际中，就难免有点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好多时候这样的状况都发生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更多的集中营，看守的人数比起营中的那些营囚来讲是绝对少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集中营可以屹立不倒？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这种集权统治国家，比如在朝鲜劳动党政权，它们的军队的人数比起他们国民也是绝对少数。那么为什么会有持续几十年的这样的统治？
事实上，我们看现代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这就是，面对机枪和坦克，大规模的反抗很难实施，也很少发生。即使那些已经发生的，有许多也是被镇压下去。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反抗是极其危险，代价极其高昂的。
我觉得，至少是我没有理由指责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反抗？因为即使换了我在现场，我也不一定有勇气率先站出来反抗。
如何看中国人似乎不在乎自己或他人遭遇不公
问：我想在这儿追问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书里这样描写了好多的场面，比如说有名的公民记者张展，她就到武汉去挖掘真相，去身体力行反抗了，而且反抗好多次。但是非常悲催的是，张展的反抗没什么回应。大多数人选择旁观。还有一个受害者，我记得为了安全原因，你用了一个化名叫她杨敏，她为她死去的女儿讨公道。但是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不听她，觉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评论？
答：张展在武汉期间做了很多事情，确实是带头在反抗。比如，她当时住在武昌的一个叫老车站的社区。那个老车站社区在封闭期间门口装了一道小栅栏，是可以移动的，1米长1米高。张展认为这道栅栏就是奴役的象征。所以她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去把这个栅栏推倒一次。然后，她当然也受到很多的辱骂甚至是殴打，但她坚持这么做。
在那个社区的人大多都是冷漠地看着。可能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社会现象？我倾向于认为可能就是时机不到。
那么，张展这样的人重要不重要呢？我认为非常重要。我认为正是这些反抗者，一代又一代的反抗者前仆后继，薪火相传，才使这样的反抗精神不至于断绝。
这些人可能难免会成为牺牲者，成为时代的沉默者。但是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比如在苏联（共产党强硬派1991年夏天发动政变）的819事件中，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就走上街头去，他们就突然之间就有了勇气。
在被苏联共产党统治70多年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第一次走上街头，面对枪口也面对坦克，他们发出他们的呼喊，他们对那些军人说：不要对市民开枪，回去抵抗你们的长官。
为什么那个时候时机就成熟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可以反抗了？我想，可能我们也需要等待那样一个时刻。而这些先行者，这些勇士们做的，我想就是薪火相传的工作，使这种反抗的精神不至于断绝。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