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5日 07:39
资料照：慕容雪村（中）在北京老书虫书会举行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发布会。
华盛顿 —
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大爆发随后扩散全世界并且至今不见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也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当局所先是隐瞒疫情再推出严酷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研究者们观察和测试各种理论的对象。
与此同时，对不少文学创作者和严肃认真的文学读者来说，中国共产党当局借助新冠疫情对社会的管控幅度和技术手段大幅度提升，也使他们对乔治·奥威尔和弗兰兹·卡夫卡这些以描写集权社会和官僚对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压迫而著称的作家及其作品产生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新的认识。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他用英文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标题：Deadly
Quiet City）中多次提到卡夫卡及其描写官僚体制残酷荒诞的作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慕容雪村表示，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就其残酷荒诞而言比卡夫卡在其虚构作品中所呈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残酷荒诞的压迫显然也使人们的、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眼光和思维受到极大的局限。
以下是慕容雪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慕容雪村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中国所有的人都带上了电子镣铐
金哲问：有批评者指出，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把全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甚至比监狱更缺乏自由和生活保障，这一切都是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完成的。你在你的新书里多次提到以描写官僚机构造成的噩梦而著称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卡夫卡所描写的官僚制度你认为比当今中国的官僚制度怎么样？
慕容雪村答：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指的是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的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我在武汉所看到的那些我所听到的那些跟卡夫卡的描写不同的是，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荒谬。
我认为更恰当的对比可能是奥威尔，也就是在奥威尔描述之下的那种被监视、被控制，被精神控制，被肉体控制，被隔离，被屏蔽，是那样的一种状态。我认为我这样一本书相当于是给奥威尔的《1984》做了一个脚注，就是奥威尔描写的生活在1984年的大洋国那些平民的真实生活。
而且2020年的武汉，在封城期间的武汉可能比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控制的力度措施，它的科技的先进手段每一样都比奥威尔的想象要来得更加先进，也更加敏锐，控制得也更加残酷。
比如说，在我（2020年年初）刚刚进入武汉的时候，二维码还没有在武汉启用。但到我离开的时候，二维码已经铺天盖地了。到现在在中国，这种二维码统治已经无所不在了。我们也可以相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中国人将不得不活在二维码也就是电子镣铐之下。
前记得前不久，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接到了一个大使馆的邀请，邀请他去大使馆去共进午餐。一般来说呢，对于我们这些异见来人士来说，这样的邀请是一个荣誉，是可以拿出来夸耀一下的事情。但这个朋友最终没敢去。
为什么呢？因为警察给他打电话说：某某老师啊。我们知道您接到了某国大使馆的邀请；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您可以去；但是因为您跟外国人接触，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那么，您出来之后，您的二维码也就是您的健康码有可能会变成黄码。
（听到警察说这个）这个朋友只能选择放弃。这个太吓人了。因为变成黄码之后，我连家都可能不去了，我怎么办？所以只能选择放弃。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统治。这样一种二维码的统治比奥威尔所设想的（集权统治）还要先进很多倍。
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中国的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这种二维码统治有多么先进。现在的二维码不仅有红码黄码绿码，还可以带星号的，带两个星号的，带弹窗的。刚刚听说，他们的行程码取消星号这个说法了。但是依然有无数的二维码，各省之间的、全国统一的这种二维码还在用。所有的中国人相当于都带着一副到多副电子镣铐。
卡夫卡笔下的官僚与当今中国
问：你提到了这个您的书跟卡夫卡的书的联系，说你的书更接近奥威尔，是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的书《1984》的一个延续。当然，奥威尔在书里写的主要是集权统治对人民的控制，但是卡夫卡写的是官僚机构无处不在的，但是你要找它，却到处也找不到它。就像卡夫卡描写的那个城堡，你围着那个城堡转，但你接近不了它。或者像卡夫卡小说《审判》当中那个主角K，有一天莫名其妙地突然就失去了自由。这好像跟中国的很相似，你在你的书里写到了很多的武汉疫情的受害者想讨个说法。但你找不到人给你一个说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觉得它跟这个卡夫卡的有什么相似？有什么相异？
答：这个书里写到好几个人的故事，比如杨敏。她女儿（因为当局的疫情瞒报在医院里感染了病毒发病）去世之后，等到她自己（在感染病毒）也解除了隔离，她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就是我女儿是冤枉死的，我女儿是白白牺牲的，一切都是因为政府的瞒报。所以呢，她希望能为女儿伸张正义。
所以她开始一级一级地向上申诉。无论是社区里的官员也好，还是所有跟他打交道的这些人也好，都劝她走正常途径。她面对的也就是卡夫卡所描述那种官僚制度，你就看到，它也能显示它多么庞大。然而，她不停地走，走正常途径写申诉书，一次次地去啊去，就是去上级机关投诉，全都无功而返。到最后她发现这个正当途径实际上是走不通的，跟通往城堡的道路，跟《城堡》主人公也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跟《审判》的主人公K的命运是一样的。
事实上，你看到城堡就在那里。对杨敏来说，你看到正义就在那里。但是你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的才智，都无法到达那个城堡。对杨敏来说呢，就是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取得你想要的正义。这一点确实是跟卡夫卡描述的非常相似。
一个美国孩子看中国与世界的眼光
问：我在读《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时候，读到了一个叫乔纳森（Jonathan）的10岁的美国孩子读了你的书写的书评。我觉得那书评很有趣。那个孩子本人和他父母的准许我引用那篇用英语写的书评。我在这里可以读几段翻译：
“新冠疫情是全球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之一，因为它影响到了我们父母的工作、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新冠病毒将是一种臭名昭著的病毒，将来有一天你会告诉你的孩子你曾经经历了疫情大流行的时代！...
”
他在书评中还写出了这样的段落：
“书中有一个片段这样写道：’刘时禹的死和他的一生宛如一茎细草，被风吹起又被风吹落，最后辗转成泥，沓无声息。（刘时禹的儿子刘）霄骁泪流满面地写道：爸，好走，今天送你最后一程。你陪了我18年，我陪了你16年。今生的父子情就到这里了，来生再见。’
“我很谨慎地从书中选取了这些片段，因为它们触动了我的心。读者可以想象刘时禹象路边的一根野草，被风刮到空中飞旋，掉落下来，在草丛里安息了。”
这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写的书评你好像也看到了。请问，你看到或听到中国十几岁的孩子在谈论疫情的时候有什么说法？另外，这个在美国孩子在书评中所展示的眼光和文学趣味跟中国的同龄孩子有什么相似相同？有什么差异？
答：乔纳森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也大受触动。一个10岁的少年、小孩儿已经开始思考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已经开始思考真相有多么重要，这确实很了不起。
在中国，他的同龄人在做些什么呢？我没有做普遍的调查。但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这么两个场景。第一个事在许多的社交媒体那里，你只要谈论中国防疫措施的某点不好，对它有稍有批评，下边就涌来大堆的这样的评论：美国死了100万人，你怎么不说？
另外，在一个微信群里，我看到一个网友在谈他的儿子跟他的同学们、小朋友们之间的聊天也很有意思，他们也是谈疫情。这个朋友的儿子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有一天，他就在他们的同学群里跟他的朋友们讲：啊呀，好久没见到你们了。然后下边一个小孩儿回应：是啊，好像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觉得这写话也很动人。但我们对比乔纳森这个在美国的10岁的孩子写的这篇文章，他已经开始思考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思考言论自由有多么重要。这跟那种说你怎么不说美国已经死了100万人了之类的喧嚣之声相比可以说是显出巨大的差距。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我相信答案存在于这个政治制度之上，存在于文化之上，也存在于教育之上。而在中国的父母们应该真正地去考虑一下这个原因。这个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看到乔纳森写的这篇书评，很兴奋的发给我的出版人、我的编辑看。他们也都很振奋。大家都觉得，哇，这篇文章真是写得非常好，很了不起。我也是很荣幸。很荣幸能够拥有乔纳森这样的读者，并且给我写出这么精彩的书评来。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