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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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一名医护人员站在宣传钟南山和中国疫苗的宣传画前。（2021年4月9日）
香港 —
中国有数以千计民众表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各种后遗症。他们计划派代表在下月中国全国两会举行期间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为接种疫苗人士设立赔偿机制。由于该群体曾有人因维权遭当局打压，外界关注他们能否在两会期间发出呼声。有流行病学专家则呼吁中国当局开诚布公地公布疫苗副作用相关数据。
2021年，北京市朝阳区居民钱大龙响应当局呼吁，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当年10月他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大约一周，身体突然瘫痪。最严重的时候，右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虽然经过调养身体逐步康复，却已元气大伤。
钱大龙回忆说，自己在签字接种疫苗之前曾签署同意书，但同意书并没有列出接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钱大龙出院后找打针的医院、居委会等讨说法，却没有下文。其后他把病历分别拿到朝阳疾控中心和朝阳区医学会做鉴定，给出的结果是“偶合”和“无关”这几个字。
钱大龙说：“我们这个群里发病前体检都是正常的。医生都是噤声的。他们不会说是跟疫苗有关的，尤其是新冠疫苗。医生会偷偷告诉你，就是疫苗的事，但是他不能明着说。”
出事后，钱大龙失去工作，要靠失业金和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和应付医疗开支。他说，曾先后向中纪委、中国国家信访局、政府热线等问责，可是各个部门都推诿责任。
资料照：带着口罩推着婴儿车的女子走过北京的一处疫苗接种流动点。（2022年10月26日）
9岁男孩接种新冠疫苗后白血病去世
2022年1月底，江西吉安市泰和县小学生罗哲翰证实患有急性淋巴白血病。他的母亲梁小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儿子在确诊之前数星期接种了新冠疫苗，她确信疫苗是致病的原因。
梁小强说：“最初他说腿有点疼，当时我就没有注意。打完疫苗以后的三、四天内，有两个晚上睡觉他出了一身汗，他嘴唇的颜色也有点不太对劲。我就带他到医院做检查，验血的时候他的血小板只有二十几。我问医生，‘我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得白血病？’他就沉默。我问，‘会否跟疫苗有关系？’医生不讲话。他不否认，但也不承认。”
哲翰在确诊白血病后一个月不幸离世。儿子去世后，梁小强到太和县疾控中心申请疫苗异常反应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所谓“偶合”。诊断书没有专家签名，也没显示在何时、何地、何人诊断。
梁小强说：“调查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家长去旁听，或者问家长一些问题，什么也没有。只要求我们提供病历，还有打疫苗的时间，疾病诊断证明等，就这样调查。所谓‘偶合’的意思就是，我的小朋友在打疫苗的时候就得了白血病。我不接受，我认为他们诊断造假，因为这个诊断上面连专家的签名也没有。你不能空口无凭就说‘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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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药集团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展示其研发的新冠疫苗。（2020年9月5日） |
2022年12月，一群接种新冠疫苗后疑似出现后遗症的人士到北京中国国家卫健委示威，结果多名示威者被羁押、控告。参与示威的钱大龙获准取保候审。翌年7月，钱大龙在微信群发言，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一个月。同样参与示威的梁小强则被江西驻京办送回老家拘留，目前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为了重申诉求，有关群体计划在今年北京“两会”召开期间到现场递交《倡议书》，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届时会附上2600多个疑似因疫苗致病、致残者名单。
根据这份《倡议书》，接种新冠疫苗后，中国有接近3000人患了白血病，更多的案例患上一型糖尿病。群体引用《中国疫苗管理法》，认为实施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接种后出现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应当给予补偿。《倡议书》也要求政府设立专项救济基金，用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前期医治，包括治疗期间的住宿费、生活费、误工费等全额补偿。
参与发起《倡议书》的北京人钱大龙说，自己早已被当局派人严密监控，大概率无法亲自递交《倡议书》。
钱大龙说：“从去年开始，（当局就派人）在楼下看着我。他们警察看着，上岗，24小时看着，去年看了我将近半年。我估计，下月初‘两会’召开的时候，当局也会派人看着我。估计楼下会有两辆车看着我，不让我出去。我估计我是去不了的。”
流行病学专家：疫苗不可能100%安全
美国之音就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和当局的指控致电北京中国国家卫健委查询，得到这样的回复。
国家卫健委职员：“疫苗类的问题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后都已划分到该局，你可以先尝试向国家疾控局查询。如果你要采访国家卫健委的话，就只能以来函的形式，留下您的个人信息。”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2022年年底公布的数字，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过34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流行病学专家何美乡表示，新冠疫苗乃至任何一种疫苗不可能100%没有副作用。对某些人来说，新冠疫苗的确可能会有副作用。依照以往经验，疫苗预防疾病的功能必须压倒副作用，才能通过临床测试。要是疫苗本身副作用过多，就不会批准使用。
何美乡认为，外界对中国新冠疫苗之所以有疑虑，与中国的医学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数据的透明度。
何美乡说：“它（中国当局）要好好搜集资料的话，什么资料也可以有。中国的问题是，搜了资料不能讲、不敢讲。像人家美国就照做、照讲呀。在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说，确实在打完之后，神经、心脏（相关）新的病例有所增加，可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就不能讲。从我们台湾的角度看，在中国的体制里面，大家都会很收敛，因为你没事就惹了麻烦。我从不轻看中国人的智慧，我也从不轻看北京有能力做什么，它就是不肯好好做而已。”
疑似受到疫苗副作用影响的人士要求中国当局设立补偿机制。何美乡说，若这些群体的诉求能更具前瞻性、建设性，会更为当局所接受。
何美乡说：“最好就是希望政府能好好做事情，把资料重现出来，让科学家们来搜集资料。他们的态度应该是，希望未来这些资讯是清楚的。这样子的要求比较有建设性，政府就比较难推诿。有一个东西他们能要求的叫‘疫苗救济’。意思是说，民众每接种一剂疫苗，厂商就会放一块钱在基金里面。这个基金会累积，到时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疫苗有关，我们就帮助你，给你一些钱。”
群体或可敦促当局提供“疫苗救济”
她强调，所谓的“救济”和群众理想中的“赔偿”是两回事。“这是救济金，不是赔偿。赔偿是说，‘我这个公司污染了，一堆人感染了’，这个叫赔偿。疫苗本身就一定会有一些副作用。救济就是互助，用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