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1日
18:02
一名女子走过北京一处住宅小区围墙上的中共标识。（2024年3月1日）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岗位一定要是中共党员才符合资格，被网友调侃：“奴才用着才放心？”分析人士说，这跟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与言论自由整体收紧有关，除了会让学子们更有动机去在学校修习有关“马克思思想”或者是“习思想”方面的课程，长期僵化的体制也会扼杀自由创作的能量，对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电影资料馆2024年度的公开招聘显示，在基建工程管理、软件开发沟通、活动策划联络及影院统筹运营、档案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等岗位，对于“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必须是“中共党员”。
有网友调侃：“这相当于中国电影行业正式宣告结束，以后拍的都是共产党宣传片”、“奴才用着才放心”；也有人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就业歧视”、“不入党确实影响就业了”等。
分析人士说，对民主国家而言，要求是中共党员才能做电影活动策划等岗位或许很难想象，但中国电影资料馆其实是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下的一个直属事业单位，所以招聘要求必须具备共产党员的资格，只能说是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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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收紧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陈颖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技术研发”这项职缺在2023年时曾经要求要具备中共党员资格，但2024年的招聘并没有。相反地，“档案管理”的岗位在2021跟2022年都没有限于中共党员，但自2023年开始就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今年也不例外。所以，从招聘条件来看，陈颖萱推估中宣部及其辖下的中国电影馆在用人方面有3个可能。
她说，首先，这些职缺是中宣部各单位提报用人需求，由各单位的主官批示，所以是否需要具备党员身份，可能跟招聘单位的主官偏好有关，也跟这个职位好不好找人有关。
其次，这个招聘单位可能本来就有针对的人选，也就是这个职缺可能是因人而设立的，所以用人单位会引导根据要聘用的个人条件来设立门槛。
陈颖萱说：“最后的话，其实我从整体观察来看，中宣部在征才对政治倾向要求是逐年变严格的，其实跟官方的意识形态跟言论自由整体收紧也有关系。”
陈颖萱表示，在中国，若具有共产党员或是共青团员的身份，将可以增加就业竞争力，在学生同侪中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几年有更明显的趋势，特别是毕业生面临就业难，内卷激烈，所以当政府编制内、比较稳定的职缺有要求必须具备中共党员身份的时候，学子们就更有动机在学校修习有关于政治课程方面的“马克思思想”，或者是所谓的“习思想”。
排挤并僵化
她表示，但这可能会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产生一个排挤效应，因为很多希望可以拍出好电影、对电影产业有理想的人，可能因为身份限制而无法进到体制内工作，而在政府体制内工作的人或许比较功利地想去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不见得对电影产业有什么理想。
陈颖萱说：“那这个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僵化，这对长期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台湾电影工作者小爱对美国之音说，她觉得，首先要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的本身，它在国际上被看到、真地可以称之为是电影的东西，和现在中国政府介入要做出来的内容，那种官方想像的中国电影，是两件事情。
她说，在世界电影上面，有少数固定的一批人是不会去理会党要做什么的，他们的心里已经有准备要拍的东西，他们的市场也不在中国，也知道片子在中国不会上映，甚至会被禁拍，比如娄烨导演2006年出品的《颐和园》，因为涉及“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禁忌而被封杀，就是很明显的案例，“但他还是照样拍片，照样在外面参展，就是他不会管你，但是应该是说，这样子的人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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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传
她认为，中国电影馆对中共党员身份的要求，是希望招来的这些人“思想纯正”，他们有技术或是学术上的专业，可以为出产的内容把关，以确保呈现出来的东西百分之百对党有利，好对外展现出一个正面、厉害的大国的形象，说穿了就是用党员身份的限制来把它变成是一个政治宣传战的手段。
小爱认为，在中共言论控制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洗脑教育，让中国电影变成空有技术而欠缺自由发挥的创作内容，在市场上比较没有竞争力。
中国官媒新华社曾报道，中国主旋律电影拼出“中国速度”， 屡屡创下业内奇迹，比如几年前的《决胜时刻》拍摄周期只有81天；大制作的战争片《金刚川》只拍摄3个多月就上映；《中国机长》则用3个多月就搭建出一架飞机。
新华网并说，中国“主旋律”电影近10年来的票房翻了近20倍，“点燃观众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内地院线的主力军”。所谓主旋律电影泛指教育观众爱党爱国，纪念革命先烈，或是反对资本主义等题材的电影。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是“弘扬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陈颖萱表示，中国电影一直是中共政治宣传的手段之一，而“主旋律”题材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变化。
北京一家商场外的一幅“长津湖”电影海报。（2021年10月11日）
题材变化
她表示，最具代表性的“主旋律”电影就是《战狼》以及《长津湖》所塑造出的精悍、强壮的爱国英雄的形象，这种军事题材大概从中共建国一直到2017、2018年的《战狼2》、《红海行动》时最为盛行，主要在宣扬家国情怀跟民族主义。
她说，2019年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数量达到新高峰，一年达42部，题材也开始变得更多，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开始将视角从家国情怀与民族英雄转到一些平凡小人物身上，此时的政治宣传是透过喜剧的叙事手法来宣传当时政府最重视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之后，又有像《中国机长》等各种类型的电影出现。
陈颖萱表示，这些富含政治宣传的电影之所以可以变成片商的财富密码，就是因为透过政府的支持，包括资金优待、档期优惠、官媒协助宣传曝光，以及有很多机关单位会包场、上课，所以从投资方的角度来说，拍摄这些主旋律电影是一项稳赚不赔的生意，所以他们也非常乐于去拍摄合乎中共意识形态、替当局做政治宣传的电影题材。
一名女子在电视剧《繁花》剧照前留影。（2024年1月7日）
现实与浪漫主义当道
不过，陈颖萱表示，在大家都想要靠主旋律电影赚钱的公式下，造成了中国观众审美疲劳，特别是之后中国经济、就业各种低迷，让中国民众已经对这种爱党、爱国、宏大叙事的电影感到弹性疲乏。所以现在中国电影的主流市场偏好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去重塑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历史，比如最近王家卫执导的《繁花》，讲述90年代的上海，其中由唐嫣饰演的汪明洙，其实隐喻的就是“东方明珠”，呈现在中国政府的决策程序下，上海成为整个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陈颖萱说：“所以其实电影跟政治宣传之间，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从军事的家国情怀，到后面谈论的是一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时代主题，然后最后是去重塑中国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所以，电影跟政治宣传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颖萱说，现在中国电影的市场主流还喜欢将喜剧去结合一些现实主义，或是有一些幻想题材，像今年春节期间，贾玲执导的《热辣滚烫》，还有韩寒的《飞驰人生2》，都有非常好的票房。也就是说，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希望能去转化成符合当代的审美价值观，但电影里的每个地方都要尽可能包裹官方希望观众去意识到、或去想像的东西。
相反的例子好比电影《隐入烟尘》，或者是网易拍摄的纪录片《如此打工30年》。她说，虽然这些电影也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纪录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面貌，但民众的就业困难和农村的生活贫困并不符合北京希望让民众认识到的中国，以致影片上架不久就遭到封禁。
限缩创意
中国纪录片导演阿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电影资料馆对党员身份的限制，将限缩最需要创意的电影行业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压制人们精神生长的空间，其实对整个民族发展是不利的。
不过，他也无奈表示：“这个国家就是一党专政，这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处境，也是一个现实。”
他表示，尽管有的导演选择在国际影展上投片子，能够让世界看得到，但他们最深层、本质的渴望还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放映，以回应最深切的社会关怀与责任。但中共的体制扼杀了导演讲故事的方式跟创意能量，没有办法将人民生活的那种很纸醉金迷或活色生香的场面给拍出来，“因为那个就是官方最深层焦虑、最忌讳的东西”。
但阿文说，纪录片是他生命的支撑，尽管现在拍片不易，出门都要报备，但他绝对不会轻易放下摄影机。现在他就用以前拍摄的素材，重新剪成一支支全新的片子，仍旧期待有一天能够在内地放映。他说，中国有一大批像他一样的纪录片导演，“你不得不承认你无法发声，但生活在继续，你必须走下去 ！”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