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4-03-16）后极权社会赖以存续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的恐惧裹挟着无所不在的谎言肆虐着整个社会。于是恐惧任何真实的事实，恐惧任何没有经过极权统治加工过滤的信息，就成为权力集团的本能反应。于是阻止一切可能触及事实真相的报道，防范任何没有经过官方宣传机构定稿的新闻，便成为极权统治机器中各个部门维稳、忠诚、安全、能干的衡量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敌视一切媒体，包括极权体制自身的媒体，就成为了权力的必然走向。
日前，中共官媒央视记者在北京燕郊采访一事故现场，而遭遇围堵、阻止、推搡的现象，便经典地注释着后极权社会权力集团对一切真相的恐惧与对任何媒体的防范。
据陆续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3月13日上午，距离北京市中心不远的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燕郊一交叉路口临街一家炸鸡店发生燃爆和大火，摧毁了炸鸡店所在整栋楼以及周边建筑物。据中共官方后来公开发布消息说，事故导致7人死亡、27人受伤。但从一些自媒体披露的信息，伤亡情况远远不止官方公布数字，而爆炸原因也有多种说法。究竟真相如何？在中共极权体制严控媒体的情况下，当然难有客观结果。
这起央视记者在皇城脚下报道事故而遭遇警方阻止的情况，活现了中共极权长期来对一切媒体新闻的防范与对记者采访工作的打压的严酷程度，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因为身为中共最高宣传官媒的央视居然都可以被如此肆意阻扰禁止，可想而知那些普通媒体、境外媒体、自媒体与公民记者、外国记者会遭受何等的待遇。
就在3月1日，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的视频显示，当该媒体的记者试图报道成都一家银行外面的示威活动时，一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将这名记者推倒在地，并抢走了他的包。他随后被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包围，他们再次将他推倒在地，并粗暴地对待他的摄影师，阻止这位摄影师继续记录这一事件。该名记者多次向警方表示了自己的外国记者身份，并出示了中国政府颁发的记者证。但他和他的摄影师最终都被强行押上警车，被带到当地警察局。他们的手机和相机也被拿走。在警察局，警察拒绝让这名荷兰记者打电话，并要求他和他的同事等待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几小时后，在外交部代表的协助下，荷兰记者被警方释放，但是，当他们离开警察局时，多辆尾随的汽车进一步扰乱他们的报道活动。
央视与荷兰国家电视台记者的遭遇，显然只是中共对待媒体严控的冰山一角。
据2024年1月18日，总部位于纽约的世界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以2023年12月1日各国监禁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数为基础，发现全球共有320名记者被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向美国之音以及其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供稿的人员。中国在2023年度报告中排名最高，再次夺得“冠军”，监禁记者人数达到44人。
当然，这些被列入关注监禁的记者，仍然不会是中国关押记者的全部，因为大量的公民记者在被地方政府关押后，在严密消息封锁下，根本就无法为外界所知。对此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共当局对信息的封锁严禁情况，便不难想见。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2023年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4月10日起开展为期100天的网络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共侦办案件2300余起，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近8000家（次），关停账号2.1万余个，清理网络信息70.5万余条。而中共刚刚召开的两会上，最高检应勇在报告中指出，最高检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为由，在过去的一年中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起公诉168.8万人，合计240余万人。这其中自然包括那些维护人权的公民记者。如，疫情期间拍摄新冠病毒死者尸体的武汉公民记者方斌遭到中国政府三年的关押；追踪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获刑四年，至今仍在羁押当中；揭露徐州“铁链女”事件真相的媒体人赵兰健也被当局跨境追捕。
另据记者无国界组织（RSF）近五年的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一路飞速下滑，2023年跌至第179名，仅强过末位的朝鲜。
种种事实显示，中共当局对媒体与记者的防范打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连它们自己的最高宣传机器央视都难以幸免。
中共之所以如此敌视防范媒体与记者，原因当然是极权的犯罪恐惧。后极权统治在世界历史大潮前早已丧失合法性与道义性，成为了世界文明唾弃的对象。极权反历史、反人类、反法治、反道义的本性决定着它只能依靠谎言来欺骗国民，进而也欺骗自己。而要编造谎言，就得封杀一切真相，于是防范任何媒体与个人对事件真实的披露，就成为极权的本能。也因此任何现场的报道，都成为了极权恐惧真相暴露的原因，而禁止现场采访，包括央视在内，就是权力自然的反应。
虽然，今天燕郊央视采访受阻后地方政府出来辩解性地道歉，但只要极权政体未变，这种道歉就是表面的，暂时的，应付性的，而阻止媒体与记者采访报道却是本质的，长期的，根本性的，并且会随着极权统治危机加剧而加剧。也就是说只要极权未变，当局恐惧与防范媒体与记者就不会变。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