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2024年4月23日）

 

参与定罪的五方

 

       一个人被定罪、判刑似乎是由法官一方所决定，但其实不然。据我观察，实际上，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力量在一个案件中都有参与。

      第一个方面的力量就是表面上起主导作用的法官。法官判一个人的刑期后，要在判决书上签字，以示该刑期是他法官所作。所以第一个方面的力量是法官以及法官的上司。

      第二个方面的力量是被判刑者本人和他的律师。他和律师是不是认同法官的判决。我在服刑期间遇见了何学光。何先生是位地道的农民，文盲，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他二十六岁时被控谋杀了一个人，法官判了他无期徒刑。但是何先生坚称自己无罪。他进入昆明监狱服刑，在监狱呆了整整二十六年后，法院终于还了他的清白，改判，宣布何先生无罪。那么，我们要问，何先生无罪，是从一开始就无罪呢？还是一直有罪，直到法院宣布他无罪的那天他才无罪呢？当然他是一直无罪。所以被判刑者本人也是定罪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何先生服刑期间，有许多的压力在试图迫使他认罪。一旦他屈服于压力而认罪，那他就几乎永无翻案的可能了。何先生入监时是位满头青丝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等他出狱时，他已经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头。

      昆明监狱的一警察对我说，他从警二十年，只见到过一起冤案，那就是何学光案。我对该警察说，你实际上见到了第二起冤案，那就是曹三强案。至今为止，我绝不认同、决不接受法院给我的罪名。

      我在昆明监狱至少知道有十个案例，当事人都坚称自己没有犯法官所认定的罪。也就是说，有十个人认定自己是法官错误判决的受害者，即冤案。如果一个监狱内有十个人认定自己是冤案，中国有一千家左右的监狱，那么大概会有一万个人认定自己是错误判决的受害者。

      第三个方面的力量是陪审团，或者类似于陪审团的人群。在许多国家，我们都可以见到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说的是，一个人被控犯了罪，那么这人究竟有没有犯罪，并不是由法官说了算，而是由一群与涉案者毫无关系、在本地区随机挑选的十来个人对本案进行了解后做出判决，裁决涉案人是否有罪。中国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但陪审团制度的原理在中国仍旧有效，特别是涉及教案时。一个教案少则有上万人围观，多则上百万。这些围观的群众就是一个庞大的陪审团。虽然他们不能影响法官断案，但他们每人自己心里都有杆秤，知道教案涉案者究竟有没有犯罪。在偌大个中国，认定我有罪的人大概十个指头能数过来，而认为我无罪的人则是全中国十四亿人民减十。来看我的人中有非基督徒，他们了解我的案情后都说判我有罪的法官是疯子。如果把我的案子放到全世界这个平台，认定我无罪的人又得再加十四亿。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流行的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文革中的流行语大都很荒唐，唯独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现在不敢提倡这句话了）

       第四个方面力量是历史。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是在搞玄论了。其实不是。所谓历史的力量，说的是，一个案子几十年后、百年后、甚至千年后仍旧会被人议论、惦记。秦始皇当年有足够的法律条文判那些儒者的死刑，但在两千多年后人们仍旧在谈论那场冤案。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冤案史。绝大部分的冤案都消失在历史的封存里，但也有许许多多的冤案被记录下来。反右时，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挨整，二十年后全都平了反。那些不信鬼神的法官没有历史感，可能会说：“‘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滔’，我最关心、最要紧的是现在。”即算没有历史感，造冤案的法官、警察、官员难道就不怕在你的任期内这些案子会得到伸冤，从而导致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打上污点吗？

      不难设想，若干年后，有人研究书写2015年至2024年这段中国历史时，会将王怡的案例、曹三强的案例等类似的好些案例写进书里。就算官方史书不会记载，但民间历史学家不会漏掉这些事件的，就如同在秦始皇的官方档案里找不到焚书坑儒的案例，可现代人还是知道有这么回事。

      第五个方面的力量是天。中国人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显然指的不是“下雨天”的“天”，而是能理解人间事务、干预人间事务的“天老爷”，“老爷”就是父的意思。因此，中国人的天老爷就是好比基督教里的天父。基督徒更是相信天父掌管万有。我被几个法官定罪，而基督徒则没有一人认为我犯了罪，这我可以视为是天父视我为无罪的凭据。同时我坚定地相信，凡中国教案中所涉及的基督徒除开法官认为有罪，天父不会认为他们犯了任何罪。而且另外几方，即大陪审团、历史等都会认定这些基督徒是无辜的。

      中国古老的智慧也认为，这个天老爷总有一天会声张正义的。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我在这里想善意地奉劝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一个人还是多做点善事、少做点恶事为好。

  

曹三强牧师

2024年4月

（对华援助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