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4-05-17） 极权社会有种种荒谬绝伦的怪象，其中反智反常识的所谓观点学说大行其道，让稍有理性分析能力者与稍具基本常识者大跌眼镜，深感匪夷所思，然而却又无能为力，甚至这种反智反常识的论调雄霸主流话语，裹胁起一大批学者跟风，以致形成社会反智反常识的风潮，进而造成社会普遍性灾难，让当世哑然，让后世唾笑，切实应验着“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日前网络爆料，5月12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出现在爱因斯坦雕塑上涂写“世纪罪人”“大骗子”大字标语，引起网络哗然。然而，在一些网站留言与群组发言中，居然出现对这种行为附和叫好之声，而那些推崇爱因斯坦而批评这种文革式口号者却招致网络红粉扣以“崇洋媚外”大帽。当科技也被贴上洋与外的标签而大加仇视挞伐，且公行无阻时，可见，这种近似疯狂的文革式反智标语后面有着多么深黑的背景。
如果将这种文革式反智化标语口号与近来中国舆论场一再掀起的浊流恶浪相联系，便不难认识到这事实已经成为了中国今日的社会潮流与风尚。
近年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东方学刊》主编、2016年被《光明日报》评为中国智库十大人物的张维为，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一再霸占舆论热点，成为中国社会红粉追逐的红星。他屡屡不负红粉厚望，勇敢地抛出种种反智反常识的宏论：如今农村的贫困户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不但有地有房子，而且每天都达到了三菜一汤的标准，就连发达国家也比不上；“经过粗略计算，中国政府每年给最贫困户投入5万美元不止，相当于35万人民币，远超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富人，你不仅拥有一份工资，由于我们是公有制国家，你拥有国家的土地、矿山、林业、铁路、银行等国有资源，享受着这些资源给你带来的红利。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富人。西方实行私有制，西方人只拥有自己的工资，西方人并不富。”
在中国经济已经艰困难行，企业倒闭成潮，民众失业遍野，民生凋敝不堪之际，另有所谓经济学家陈浩，曾在参加一个访谈节目时说“谁家没个50万呢？中国没那么穷。”而中国银行做了一次摸底，结果是全国超过50万元存款的家庭只有0.37%。由此可见这些所谓专家宏论的荒谬无知与无耻。
然而，这些与现实天壤之别甚至完全黑白颠倒的论调，却极大填补着红粉们心灵的空白，满足着民粹主义者的狂热，引发一轮轮网络狂欢。
尤其最近，张维为更大胆迎合民族自信中华厉害主义的需要，抛出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创造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早期基础贡献之上的惊世高论。终于完成将西方高度发展追根溯源到中国文化上的伟业。只是他难以解释中国自身为什么失去这种利用本身文化高度发展的机会？
还有最近暴光极高的卢麒元教授，他屡屡发出的论调，因其违背基本常识而让众多与他同列教授者感到被称教授的羞耻时，他居然又大言不惭地从文化根源上抛出了从根本上否定西方文明的豪论，一口咬定基督教伦理来源于中国《孟子》，从而将基督教文明强力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孟子》之根上，达成了得享基督文明之祖的荣耀。当然这极大地迎合着文化自信的要求，可说为文化自信贡献至伟。由此可以让民粹主义者达成傲视基督文明，在基督文明前以祖师爷自居的尊荣。
这些努力从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来寻找根据，挖掘素材以迎合文化自信、民族强大、国家厉害的需要的所谓专家，更早的还有湖南杜钢建教授论证出英语起源于湘西，当然，网络上更有所谓学者专家进而论证说牛顿偷学了《永乐大典》遂有牛顿定律。如此种种荒谬怪诞的论点，居然成为民粹主义注射的鸡血，且获得媒体畅行无阻的大肆宣讲。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如上的种种怪象，让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不禁使人困惑为什么在现代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还能产生此等低劣荒谬现象？对此只要翻开中国最近70余年来的历史，便不难得到解答。
世人当不会忘记，就在相距不远的1958年大跃进，中国就出现过种种反智反常识的“大放卫星”。当时报刊官方公然宣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进而各地政府响应党魁毛泽东大跃进号召，纷纷放出各种高产卫星：1958年7月湖北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放出早稻亩产达到15361斤，8月湖北麻城县溪建园放出早稻亩产36900斤，9月广西环江放出亩产水稻130435斤，河北徐水放出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的卫星。
试想若不是1959年各地接连发生饥荒，出现规模性饿死人现象，不知这种卫星还会放到何种程度，但可以想见，水稻被放出亩产上百万斤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稍有常识者不难想到，几万十几万斤水稻，就是堆在一亩田中，那也是有相当高度的。但就是这种反智反常识，竟然可以得到官方鼓吹、激赏。
当然，这种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后来国务院解密的饿死3750余万人，当然还有学者研究认为饿死了6000余万人。可见这个民族承受了多么惨绝人寰的灾难。
如果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殷鉴不远，理当警惕戒惧，然而，这个健忘的国家却在几年前就又响应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号召，便推出了“水稻上山”。中国工程院士居然说：“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今年云南推广了50万亩----我们村277人，人均1000公斤，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里，此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结果一些地区掀起又一次农业学大寨的退林还耕运动，导致水土流失，洪灾泥石流频仍，这种典型的违背农业规律，破坏生态的反智反常识行径，与当年大跃进“放卫星”本质上一脉相承。
纵观这70余年来中国历史从经济上亩产十几万斤“放卫星”，到水稻上山，到家家存款50万，到特困户三菜一汤，得政府资助贫困户35万，中国人都是富人，再到文化上英语发源于湘西，基督教伦理来自《孟子》等等，可谓反智反常识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由此带来民族的灾难由饿死数千万到斗死数万千，可见中国这片土地近70年来有着专家反智反常识的传统，而导致这种传统的根由是专家放弃专业理性而迎合党魁政治号召，将学术专业作为权力注释的附庸，从而演化出种种荒谬绝伦违背现实与常识的反智鬼话。所以，导致中国御用专家反智反常识的谎言鬼话泛滥的根由是极权政体。因此，要结束这种反智反常识谬论风行，也必须得终结极权体制。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