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大游行被禁 港人诉求无门心灰意冷



6/29/2024

2024年6月29日 02:06
美国之音


目前已改为律政司办公室的前中区政府合署,曾是每年七一大游行的终点。惟现在已重门深锁,严禁市民靠近,若有人靠近则被保安严斥离开。(美国之音)
香港 —

7月1日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也从1997年开始成为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治的周年。尤其是从2003年起,7月1日更成为香港人举行大游行来表达诉求的日子。可是在最近数年来,“七一大游行”因为港版国安法等原因而无法继续举行。“七一大游行”被禁后,香港人面对政府的高压政策,因诉求无门而感到心灰意冷,也令更多的居民选择离开,远走他乡。

曾经多次参与七一大游行,现在是左翼政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外务副主席的周嘉发,对于无法再于香港举办及参与七一大游行,只能够慨叹从中见证香港社会完全变了另一模样。

“七一对于政权而言,是意义愈来愈复杂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在其他日子,才可以提及有关七一的事,但这样的话对比以往来说的落差很大。因为七一大游行是可以表达各种要求的地方,不光是政治议题,连各种民生议题也可以在游行中表达。可是现在已经没了这空间,甚至连民间也在这‘寒冬时期’作出自我审查,”他说。

始于二十三条 终于国安法

对于主权回归后的香港社会来说,“七一大游行”可说是重要性及受关注度仅次于六四烛光晚会的大型民众运动,参与人数更是每年政治及社会环境发展的风向仪。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在2003年7月1日举办大型游行,表达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要求,结果录得50万香港人参与,令香港政府感受到压力,随后决定撤回立法。

于是民阵及后在每年的7月1日都举办游行,藉此表达争取双普选、改善民生及政策改革等多方要求,每年游行都有数以万计香港人参与,而在政治气氛紧张的年份,比如是2012年“占领中环运动”期间、2014年“雨伞运动”前夕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风波爆发后,参与人数更高达数十万。

可是到了2020年6月,香港政府定立《港版国安法》,加上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于是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举行七一大游行。由于《港版国安法》在6月30日正式立法,令民阵宣布因此取消游行,但7月1日仍有数以十万计香港人在既定游行路线,意图进行零星游行,却被6000名警员强力镇压,拘捕370名游行人士。2021年,港府再次禁止进行七一大游行,也在7月1日当天派出大量警力以武力驱散意图进行游行的市民。主办单位民阵也在同年8月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后宣布解散,至此再无任何香港人及团体举办游行活动,“七一大游行”也成为历史。

活跃参与者受严密监视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曾经在2021年申请举办七一大游行但不获批准,而且碍于香港社会的言论自由空间在国安法及23条立法后大不如前,社民连副主席周嘉发坦言近年社会民主连线已无意举办游行,甚至在7月1日当天也不会进行相关的表态运动。他表示主要原因是香港人现在也羞于公开对社会及政策表达异议,而且每逢敏感时刻,他自己和党友也会受严密监视。

民主派政团社会民主连线在香港言论自由不再之下,仍坚持每周在闹市区摆放街站表达要求,却屡遭政府人员阻挠。(受访者提供)

周嘉发告诉美国之音:“我和党友们会莫名其妙受到关注,可能是被人由早上跟踪到晚上,我坐车和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我,然后坐下一程车的时候,他们又跟着我,就算是去戏院看戏,他们也会在戏院看着我。他们可能是建制媒体的记者,更有可能是便衣警员,应该还没到国安官员的层次。他们就像鹰在我们的头顶上游来游去,我们若主动质问他,他们不会出声,不过有时会用录像机照着我们。我觉得很可怕,为何我的日常行踪也会变为情报﹖”

不过周嘉发和社会民主连线的成员,仍然算是目前香港最积极争取发声空间的政团。他们尝试每周在铜锣湾闹市摆放街站,向路人作出政治论述及表达要求。可是就算如此,他们也会被政府阻挠,例如连挂上横额也被发告票,甚至有些敏感日子连街站也不获摆放,令周嘉发和党友一直感到无形压力。

成效不彰令支持者绝望

七一大游行虽然以往每年受中外媒体和社会关注,可是除了2003年一次游行为政府带来压力,从而撤回23条立法,往后的游行却难以对态度日益强硬的香港政府带来影响。加上近年香港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令不少香港人对表达要求感到心灰意冷。从事文员工作的文志生从2003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都有参加七一大游行,希望藉游行表达自己对政府施政及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的不满。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也积极参与。可是经过政府和警方的强力镇压,令文志生对香港社会及前景感到绝望。

而且回归以往自己积极参与的七一大游行,文志生明言不想再提起。

“以前我觉得这是香港人可以表达要求的活动,但多年来七一大游行都无法做到,因为多年来游行的结果就是政府从不回应市民要求,”他说。

“现在香港连集会自由都失去,令七一大游行再没有意义。就算回顾起来,七一大游行也只是被政治组织拿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政治组织也没替我们市民向政府传达讯息,令一切变得更没意义。所以如果要说的话,七一大游行的唯一作用就是宣泄民愤。”

文志生称,现在就算透过社交媒体作表态也不行,所以他只能跟不少香港人一样,选择在不久后的将来离开香港,到海外寻求可以发声的空间。

离港者盼尽力维持与香港的联系

在香港社会变得不再安全,言论自由几乎丧失殆尽之下,数以十万计香港人在最近数年选择移居世界各地。曾任民阵副召集人,也当选过香港中西区区议员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就在这背景下离开香港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硕士课程。相比起以往在前线举办和参与七一大游行,现在的叶锦龙虽然已经离开香港和政坛,但仍然在外地以翻译香港新闻,以及进行香港问题研究工作,延续外界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叶锦龙坦言目前所做的无法跟七一大游行直接比较,不过在外地也可以尽力影响更多人对香港事务表达意见。他告诉美国之音:“始终我们无法返回香港,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可以对香港有多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我们做的工作能泛起涟漪,令身在香港的人也感受得到。在外影响人可以把握机会,向身边的香港人和当地的人多说香港的实际情况,尽量维持他们跟香港的联系,并在外地的香港人小团体之间建立向心力。”

回顾七一大游行,叶锦龙认为七一大游行以往是香港人参与政治事务的较低门坎活动,也是普罗市民发表意见的平台,但现在这个平台消失了,对社会影响很大,而且肯定会为社会带来压力,甚至形成压抑。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