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习近平当局对“改革”意涵的异化



7/25/2024


    (对华评论—2024-07-25)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世界对中共改革由期望到失望,进而到绝望,但是中共依然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在深化改革,并公然抛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且一如既往地标榜跨出了历史性的改革步伐。这让世界费解,究竟是世界认定的改革词义出了问题,还是中共宣示的改革存在问题?即究竟什么才能称之为改革,这个原本并不高深难懂的词,在中共胡搅蛮缠的张冠李戴下变得光怪陆离。

    本次三中全会《决定》中众多云里雾里的词汇让外界感觉玄学的意味,但其中在深化财税改革方面的宣称,让人豁然明了中共“改革”的真谛。

    《决定》中说,为解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的一大核心思路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为此《决定》提出一个新的举措,即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第一财经》根据2023年费率估算,上述三项待合并税费合计约9,496亿元。

    如此改革让稍有正常思维者都能看出,就是将收钱手段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而下放后事实就是赋予地方政府收取更多钱的自主权。这种将收钱从中央政府部分下放地方政府,是政府收钱单位的变动,是权力内部分工与利益的调整,本质上政府没有任何改变内在的收钱性质,只是改变一下收钱的外在形式,并且为可能增长的收钱数量提供些路径。这种只着眼于权力对民间吸血形式变换的努力,居然也被冠以改革的名分。事实上这种收钱方式变换就是权力割老百姓的韭菜变换点花样,是名符其实的“改割”,而不是改革。

    按照中共官方的注解,所谓改革,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一般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 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由中共官方对改革的解释可以看到,改革在中共眼中是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的,只有手段的变换,唯其如此,如上税收由中央调整到地方便也名之为改革。而三中全会的所谓深化改革,也就是这种权力内部利益与分工的调整。

    从人类历史来看,改革事实上是有明确指向的,那就是只有不断落实公民权利,增长人民福祉,使人民尊严幸福不断递进的举措才能称得上是改革,而要想达成如此效果,现在通识是经济领域不断走向市场,社会领域不断走向宽松包容,文化领域不断走向多元,思想领域不断走向解放,政治领域不断走向民主,宗教领域不断走向自由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指向如此努力的举措,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而只能称之为“改割”。

    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的70余年历史来看,中共土改到镇反,当然不能称为改革,而从合作社、大跃进到反右,也不能算作改革,到后来四清,再到文革,这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虽然变换了很多形式,但本质上都是阶级斗争,是极权统治镇压奴役人民的手段变换,是完全剥夺人民权利,侵害人民生命财产的行径,是一次次升级的人权灾难,自然没有任何改革成分。

    只有到了文革后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才通过部分下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启了指向部分劳动自主权落实,人民人身自由权利增长,相应人民尊严与幸福感增强的改革。可以说中国文革后之所以堪称历史性意义的改革,正是公权力部分地放松了对公民权利的束缚,是这种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部分解放。也正是这种改革,才极大的激活了社会创造力,带来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然而,中共十八大后,所谓红色基因传承的红二代掌权,放弃了过往部分解放落实公民权利的改革指向,而是将巩固强化极权统治作为一切政策举措的目标,进而持续剥夺公民权利,因而事实上就中止了改革,颠覆了过往改革的实质。可以说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祭出的一切改革名义下的举措,本质上都是反改革的,是清除过往改革积淀起的经济领域的市场、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领域的宽松、思想领域的解放、文化领域的多元、宗教领域的自由等等指向现代文明的元素。而中共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事实上就是对这十几年来在改革名义下的反改革的总结。

    因此,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中共今日高扬的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所谓改革,就只有立足在中共今日以改革名义反改革的角度才能避免迷惑,才能真切认清中共今日的改革就是“改割”,割裂于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真谛,也才能明了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用意。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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