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送气工人带着铁链示威，抗议当局的燃气改革使他们入不敷出。（抗议人士提供）

在湖南的送气工抗议所谓“改革”的同时，远在河南洛阳的环卫工人也在进行示威。

“8月15号那天，一百多名环卫工人跑到伊滨区的开拓桥上，抗议拖欠工资。看到很多一把年纪的人顶着大太阳在桥上，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河南洛阳的刘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一位当地的环卫工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8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其他收入，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急着交学费。政府把我们推给环卫公司，环卫公司不给我们解决，我们走投无路，只能堵大桥来讨个说法。”

据知情人士披露，近期中国多地出现了拖欠环卫工人工资引发的抗议和罢工。8月16日，河南许昌长葛的环卫工人们为了拿到拖欠的薪水，驾驶清洁车堵了环卫公司森源集团的大门。上个月，广东东莞的环卫工人因为不满环卫公司的降薪，连续罢工数日，导致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

内外交困大环境下劳工抗议增加
据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报告，制造业及重工业的讨薪、搬厂和倒闭抗议比去年同期更多，有233起（32.4%）。今年上半年占最大比例的抗议仍是建筑业的工人讨薪，一共收集到344起事件（47.8%)。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Aidan Chau)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指出：“我们从去年 3 月开始收到更多的制造业抗议案例，但这一趋势今年仍在继续。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与 2023 年上半年相比，我们今年的案例相对较多。制造业的大多数案例与外国订单减少和工厂搬迁有关。”

在广东深圳做厂房中介的刘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当地厂房供大于求，行情不好。有实力的搬走了，没实力的缩小规模。现在不光是租的降价，买卖的厂房也降价了。每个地方价格不同，一楼从25到45每平的都有，楼上15到30每平都有。买的话深圳龙岗宝龙有8000多一平，之前卖一万多。”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劳资问题面临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原来通过房地产扩展经济的方式不可持续；在外部的话，面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再加上中国本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以说中国经济上面临很大困境，特别是在劳工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劳资纠纷不断，很大部分都是企业外迁，有些企业关掉工厂，他们迁厂，裁员。”

来自贵州的沈先生，今年29岁，初中毕业，父母离异，十几岁就一个人出来闯荡。

“目前在温州做鞋子（鞋厂工作）。现在停工的时候没事干就躺平而已。家里也就自己一个人。不打算结婚生子的话还是蛮好生活的。现在的人太卷了点。上班的厂里有些成家生孩子的，一天工作起码15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就休息一天。看着都怕,” 他对美国之音说.

沈先生表示，现在干一天活拿一天钱。“一天180，没啥保障。这边100个厂也不一定有一个厂交五险一金。顶多就交个五险。能给交个五险的厂都是那种知名大厂。从来没听过哪个鞋厂交什么五险一金的，他说。

中国房地产业的不景气，除了对劳动密集型的一线建筑工人造成影响，也波及到了技术型的白领工作岗位。湖北的建筑设计师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建筑行业不景气，很多设计院无新项目可做，强迫设计师停工待岗。只发几百元的生活费，很多人除了房贷和车贷，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怎么可能够呢？说白了就是变相让员工主动离职。”

“前几天，武汉的一家设计院宣布从8月19日开始停工停产6个月，28名硬气的设计师在收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就向集团总部抗议，拒绝停工停产，还集体申请了仲裁，” 李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指出：“裁员有时不是直接让你走掉，它是不让你加班，或停工停产。中国很多罢工都是不让加班，工人要加班。很多工人来自四川或边远地区，他们跑到广东，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因为他们不带老婆和小孩，或者和老婆分开住，出来就是为了赚钱，没有加班等于让他们没有积蓄了，不让他们加班，等于变相将他们裁掉。”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表示：“工厂在财务不稳定时使用各种方式强迫工人离开并延迟支付工资，削弱了工人的团结。另一方面，应该对其供应链负责的外国品牌并不了解劳资冲突，因此他们很少介入解决问题。”

农民工讨薪遭遇踢皮球
来自云南的田先生，今年32岁，在老家有老婆和孩子。

“2023年8月，我被韩姓老板叫去湖南长沙市长沙县一个项目干外墙涂料的点工，干了三个月活，老板说年底结算，可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结，也不回微信。甲方说钱已经结了，但是总包和分包公司一直推诿，不知道有什么矛盾。也打过12345政府热线请求援助，但是一直没有结果，”他告诉美国之音。

田先生还说：“一万多块钱，对公司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农民工来说一家人好几个月的开销。不要把好人逼成坏人。”

在浙江打工的江先生是建筑工地的钢结构工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工地上没办法的就是天气条件不太好，看天吃饭嘛，都是做一天有一天，能养家糊口，也有一些梦想但条件不允许。拖欠工资都是家常便饭了，还是会遇到一些不干人事的老板，人影都不见了。我有几个老乡被拖欠了工资，四处维权都没用，最后实在没办法，打地铺睡在劳动监察大队的门口抗议，才有人来问事。”

拖欠农民工工资在中国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2019年底，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提到“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赔偿金；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厦门包工头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就是工程都得垫资，然后回款不及时，很多包工头家破人亡。不把工人的工资付了，不然要抓去坐牢，下面有《农民工工资保护条例》，上面没来钱。”

他还表示：“接工程一般都是先干活，再算钱，再拿钱，很难确保拿到钱。自己也有欠款没有收到，已经向劳动监察、建设局和信访局投诉。目前有车贷、房贷、信用贷。两个小孩。还有一个公司，底下还有人。钱回不来，也是扛不住。”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先生表示：“包工头垫资接工程比较普遍，他拿的政府工程，建筑公司付不了款也是比较常见，但是它涉及人群比较少 ，因为有些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小的包工头，大包工头还没有，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这种案子，这种案子是非常多的，但是每次出来的就是十几个人，不像一个工厂涉及几千人。它的频繁率比工厂要多，但是占中国整个经济比例还是比较小的。”

李强还指出：“包工头有些拖欠几年的都有，每次涉及人群非常少。包工头它也不是不付，等于就是给你拖，有些工头带的农民工都是一个乡的，都是认识的，很少招外地的，所以它从总体来讲，有些时候拖好几年，最后有些工人还是拿到一部分钱。因为它是政府拨款嘛，政府拨款的话，总的来讲如果账面清楚，总的来讲这个钱还是要付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府拆迁项目，财政上就没钱，这个有影响。”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也表示：“对于建筑工人的抗议，工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承包商将责任推卸给他人，通常说他们没有钱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对这些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一无所知。”

一位自称本科毕业，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奈进工厂打工的匿名工人对美国之音说：“正常离职，无故被扣了工资。维权没什么用，劳动监察部门只是帮你和企业协调，不满意让你去法院起诉，可是我们劳动者耗得起吗？”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指出：“劳动者没有办法维权，就是抗议、示威，要不然就罢工，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办法，政府现在这个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打压工人为主。中国的工会也没用，国家扩展工会在地方的影响力，其实还是没什么实际用处。”

事业部门也出现抗议示威活动
据中国劳工通讯披露，今年上半年，教育及党政机关的抗议事件搜集到各8起和6起（加总约占2％）。这些事件大多来自教师罢工，不满学校拖欠工资。此外，中国北部、东北部一些与政府相关的机构，例如林场、自来水公司、粮食局等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引起职工抗议。

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早在2021年，中国各地都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新闻，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去年7月中旬，中国多个社交平台盛传广东省政府宣布公务员降薪25%的消息。近日，上千名哈尔滨退休乡村教师在当地教育厅抗议维权。

李强指出：“中国劳工纠纷的影响不会很大，中国的控制是非常大的。中国对军队、警察的福利还是很好的，现在动的是事业部门事业编，地方教师这一块，它执政的工具这一块是没有动的。而且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它还是可以支撑的，从很多地方它还是可以去把它剪掉，做一些扶贫，最低生活保障它还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它还是慢慢的一个冲击，缓慢的过程，不知道哪一会儿会崩溃，别的东西崩溃了，劳工问题会起一些作用。如果完全是劳工的事情，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低保的方式来安抚这些工人，” 李强补充说。

李强先生指出：“整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还没恶化到很严重的程度，抗议基本可控，当然我们要一直关注，可能要一两年以后，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程度。中国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少，肯定受影响，什么时候到底，还不清楚。”

“被解雇和欠薪的工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工龄长的工人，他们希望拿回欠薪和社保金，因为他们希望退休后有保障。考虑到工作越来越少，而且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越来越困难。年轻工人要么感到有压力要赡养退休的父母，要么面临与年长工人更激烈的竞争。无论哪种情况，政府都需要处理更多没有得到养老金和社会安全网充分保护的年长工人群体。官方工会需要在劳资纠纷中主动代表工人。外国买家也应该尽职调查，确保当地供应商遵守与养老金、工资支付和经济补偿有关的劳动法，”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说。

工厂老板也参加维权示威
中国除了工人维权现象日益普遍，一些工厂老板也面临维权难题。从今年5月起，拼多多海外版Temu因为不合理罚款和扣留货款引发了商户的多轮抗议。

广州奥园拼多多总部，Temu商家举行维权抗议，安保人员试图控制局面。（抗议人士提供）

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刘先生，目前也是Temu的供货商，他因不满Temu的罚款而加入了维权的行列。

他说：“2022年开始和Temu合作，2023年底出了售后罚款合同，2024年1月份把2022年到2023年整年所有售后，1.5倍到5倍的资金去罚，罚款没有凭证，被押的资金也没有理由。一罚都是几百万上千万，一些商家直接就破产了。”

刘先生表示：“现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广州奥园都有人，有的时候几百人，有的时候一百多人，现在告不了它，因为合同写的要到爱尔兰去告，要通过香港的法院才能告到爱尔兰，香港开个庭请律师要30万人民币。还有不能集体诉讼，只能一个一个诉讼，所以告不了它。奥园不承认它是Temu公司总部，它只承认是第三方服务商。”

“周一（8月26日）那个跪下来的商家做了2500万的营业额被罚了1000万，工人把她告到劳动局去了，100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工人把她告到劳动局了，” 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刘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