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的世界
张坦（澳大利亚）
10月4日晚，贵阳传来消息，97岁高龄的安老安详地回到天家。
我曾经计划给安老写一个传记。去国多年，回乡无日，注定无法完成。写一篇小文，算是心香一瓣，纪念这位信仰前辈吧。
一、世界的安宁
安老名叫安宁，他是所谓“含着金汤勺出生”的那一种人——他出生在土司家庭。边鄙贫困的贵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它实际上明代就已经建省，实行土司制度。土流并治，流官只管城镇，而其它地方全部都归原有的彝族地主自管。这些彝族地主小的称为土目，大的称为土司，他们不但是地主和奴隶主，名义上还是朝廷的命官，拥有司法、军队、行政的世袭权力。这样来说吧，那一时代的半个贵州都是安家的。而“天高皇帝远”就是一种现实存在——安宁生下来就是“土皇帝”。
但这个土司家族并不土——他们是贵州、甚至中国最早一批有思想有抱负有眼界的人。这个家族中出了一批文化人和革命家，有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同事，有出使东瀛的使官，有“讨袁”部队的军、师长，有各种文化教育机构的师、生——安宁的父亲就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安宁是他父亲的校友——当然他去读的时候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了。
安家是贵州彝族土司中最早接触到基督教的。当时，内地会的传教士党居仁驻安顺，一次偶遇将福音传进了全民族尚是彝族土司奴隶的苗族中。安家一位女眷患上肺结核——这是那一时代的癌症。通过苗族奴隶知道传教士有西医，于是死马当活马医，请党居仁带来医生救命。我不知道是否救回了安宁姑姑的命，但传教士党居仁在彝族中的行走从此打开了方便之门。安宁很小时便在苗族奴隶那里听到赞美诗，看到他们敬拜主，但即使是小孩也是“少东家”，他的到来往往使苗族奴隶信徒们惴惴不安，因此他知道有一位主但并没有从家里奴隶那里认识主。
他认识主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当时北大有很多师生在王明道的史家胡同“北京基督徒会堂”聚会，安宁也是其中一员。易帜以后，三自运动随即开展，王明道成为批判对象。当局发动会众揭发王明道，王明道自己都软弱了，写了悔过书；可是安宁没有软弱，他的揭发词是“新社会是史家胡同的末日”——当然没有过关。虽然他并没有反革命言论和行为，但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他因此被关进去“劳动教养”——这一关就是25年，从青丝到白头。
二、安宁的世界
我知道安宁并参与到他的生活但并不认识他，这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我在贵州省宗教局工作，分管有基督教。一次，公安厅一处的过来谈案子：有一个叫安宁的自由传道，四处传福音并将境外的圣经和圣经播放器分送给各地教会。那个时代是中国基督教大发展的成长期，基督教的“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和“自由传道人满天飞”是宗教管理的重点。显然，安宁一案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在判与不判的讨论中，大家的表情都很凝重。我初出茅庐，第一次遇到这种案件，但我的态度很明确：判与不判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再依据政治，正是依据政治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当时是胡耀邦时代，纠正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在各个领域进行，叫做“拨乱反正”。正是有此大前提，安宁没有再次入狱。
我见到安老是二十几年后的事了，那时我早已从体制内出来，辗转多年，成为了贵阳活石教会的会员。我们常常去安老家里探访，希望从老人家那里吸取属灵养份；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贵阳也要去拜访安老，当然我们作为地主也有领路的责任。一来二往，见到安老的时候也就多了，“见”多识“深”，最深的感触，就是一大堆“为什么”：
为什么作为“土皇帝”的他最有可能酒色财气，可从他身上只能体会到圣洁；
为什么作为“老北大”的他最有可能恃才傲物，可从他身上只能体会到谦卑；
为什么作为“老革命”后代他应该有“反骨”基因，可从他身上只能体会到顺服；
为什么作为“反革命”后代（他的一家中有二十几位被政权枪毙）他最应该仇恨，可从他身上只能体会到饶恕（他每天必须的项目之一就是替“在上掌权的”祷告）；
为什么坐了25年“冤枉牢”的“老运动员”他最有可能怨恨，可是他的身上只能体会到爱而不是恨；
为什么作为“信仰前辈”他最有资格属灵骄傲，可从他身上只能体会到属灵的谦卑。
我原来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反差可以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现在我明白了：安老经历了神，得以重生，所以能从他身上体会到一种圣灵充满的馨香之气。他有圣灵内驻，他的生活是在主的世界，所以他可以完全忽略身外的这个世界。
三、后安宁世界
我想再谈谈“后安宁世界”。
对于中国基督教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我们的信仰“道统”是从王明道、倪柝声包括安宁等信仰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些属灵前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的个人信仰特别坚贞。几十年的监禁并不能消磨他们的信仰，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哪个城市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信仰前辈，哪个城市的福音就特别火热。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包围城市”的“接力棒”和“加速器”，也是“城市新兴教会”得以建立并发展的根基。
但是，王明道、倪柝声包括安宁等信仰前辈的“属灵观”非常“基要”，他们错误地强调“忍耐”而反对“争战”，提倡一种逆来顺受的“苦难神学”，认为苦难是经历神的唯一通道，认为“顺服在上掌权柄的”没有公义前提，这种“属灵观”造就了他们个人的信心坚固，但却无力在世界的碾压面前保护教会，更无力让教会作为“光、盐”去作用社会——这就是“三自运动”袭来之时中国教会一度被物理消灭悲剧的原因之一。安老是这批信心前辈的最后一位，也是典型的一位，安老的离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作为这批信仰前辈“道统”的传承人，我们要继承他们的坚固信心和圣洁生活，但也有必要用“国度观”的集体救赎论，来升级他们以个人救赎为中心的“被提”。
愿他日天家相见，能够再一次聆听安老的教诲。
（对华援助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