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梵蒂冈-202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和梵蒂冈决定同意延长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这是双方第三次通过沟通达成里程碑式的保密协议，该文件仍然是临时的，期限从原来的两年延长到现在的四年，至 2028 年 10 月。梵蒂冈采取的对华政策是自我否定还是肯定？各方评价不同。

梵蒂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于 2018 年就主教任命这个棘手的问题签署了秘密协议，双方都对该协议的执行给予积极评价。

在中国约 1200 万天主教徒地位紧张的背景下，该历史性协议已经二次延长，上次在 2022 年 10 月。该协议的内容尚未公开。

梵蒂冈试图通过协议团结在官方和“地下”教会之间分裂的中国天主教徒，同时让教宗在主教任命方面拥有最终决定。

中国方面，从政治层面去理解这份协议，该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赞扬与梵蒂冈的关系得到改善，“双方将以建设性精神保持会谈，并继续推动中梵关系的改善。”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共产党在北京建政后，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至今中国大陆政权在西欧国家中只与梵蒂冈未曾建立外交关系，梵蒂冈是少数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之一。双方现于罗马及台北互设大使馆。目前，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教务建立协商关系。

50 年代，梵中关系破裂后，中国天主教信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国家接管的，另一个是“地下”的。

按照《天主教法典》，教廷坚持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均应由教宗任命，北京一直抗拒梵蒂冈介入，把主教任命看作其政权主权的一部分，坚持自行任命主教。

没有梵蒂冈的准许，这中国单方面被任命的主教成为非法的，其圣礼执行虽为有效，可称为“非法有效”。由梵蒂冈任命的“地下”主教，虽不获北京认可，可称作“合法有效”。非法主教在获得教廷赦免前，一直处于良心惩罚状态，不获普世天主教认可。北京无法越过梵蒂冈将地下主教和庞大的地下教会纳入其管理范围。

自六年前双方首次签署协议以来，梵蒂冈最终赦免了中方自行任命的主教，其中不乏声名狼藉的主教，这些主教也获得中梵双方承认。已有九位主教被任命，然而三十多个教区仍空缺，占中国所有教区的三分之一。八名“地下”主教得到中国当局的正式承认。

梵蒂冈的新东方政策

梵蒂冈对中国更深层的外交战略有人认为是：“教宗方济各的新东方政策”。在上个世纪冷战期间，梵蒂冈实行所谓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梵蒂冈为了维持教会在共产国家内的运作，选择与几个最敌对的政权达成许多妥协，纳粹希特勒、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苏联、东欧的共产政权合作。梵蒂冈让政府介入原属教宗权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权，撤换备受爱戴的敏真谛主教。

支持者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在前任波兰教宗时代东欧的“宗教复兴”，似乎证明了梵蒂冈的东方政策是正确的。教廷采取“以退为进”外交手腕，让天主教会得以维持在共产国家的活动，低调散播自由民主风气，是最后拉倒共产铁幕的重要助力之一。

教廷东方政策的擘画者，是已故枢机主教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其外交艰辛的程度难以想象，特点是他自称的“耐心的殉道”。现任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实行的正是延续卡萨罗利的外交路线，帕洛林为了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备受批评，但教宗方济各认为：为了实现中国宗教自由的更高目标，必须经历卡萨罗利“耐心殉道”的过程。

东方政策事后的确引起诸多批评，教廷妥协让东欧教会全盘陷入共产政权控制，梵蒂冈一无所获，还引来共谍渗透梵蒂冈。

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对东方政策的挞伐不遗余力。他希望教廷悬崖勒马，不要让东方政策重演于中梵关系。

一些中国主教基于良心原因拒绝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机构而无法履行职责。梵蒂冈三次临时主教任命协议似乎没有将这些地下主教的人身安全纳入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或作为签署前的谈判条件。因此，该协议引起教会内部的批评，一些人认为它允许共产党政府扼杀该国的天主教徒。许多信徒认为，尽管中梵和解，但政府对“地下”教会的镇压仍在继续。

理由是，共产党政权未经法律程序无限期的拘留、调查、限制忠于由梵蒂冈任命的主教，让多达十位主教长期处于完全强迫失踪或半失踪、软禁状态，以他们构成恐吓、威胁、监视、约束以及洗脑式“再教育”。

梵蒂冈没有在与北京签署协议之前，确保这些主教获得人身自由，这十位主教是：郭希锦（Bishop Vincent Guo Xijin），崔泰（Bishop Augustine Cui Tai ），贾治国（Bishop Julius Jia Zhiguo）， 马达钦（Bishop Thaddeus Ma Daqin），邵祝敏（Bishop Peter Shao Zhumin） ，石鸿祯（Bishop Melchior Shi Hongzhen）， 苏志民（Bishop James Su Zhimin），邢文之（Bishop Joseph Xing Wenzhi）， 陈日君（香港，Bishop Joseph Zen Ze-kiun ），张维柱（Bishop Joseph Zhang Weizhu）。

其中七名主教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其中一些人已被连续拘留数年或数十年，而另一些人则多次被拘留，自协议签署以来多达六次。

北京在这 10 位主教反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后，将其作为目标。他们拒绝参加官方控制的主教团。他们失去自由仅仅是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或说什么的权利。

邵祝敏主教今年被强迫失踪至今杳无消息。大量原先保留完整教制的地下教会教区被爱国会背景的教会纳入由官方控制的主教机制下，这等于是铲除了地下教区。对于地下教区来说梵中协议的直接结果梵蒂冈与地下教区的集体投降，原先地下主教的边缘化。

目前，地下主教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良心自由”，它肯定了天主教徒有权利在宗教生活及俗世生活中，按照良心的支配来行事。教会不是良心的囚笼，这是灵魂深处所钟爱的，甘愿付出挚爱，直到粉身碎骨，仍会信守承诺，坚持立场。

天主教亚洲新闻称，“中国政府希望将协议永久化，而罗马教廷则坚持其临时性质，并需要澄清一些要点。最后，从两年延长到四年似乎是个折衷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两年中，北京已曾不止一次“犯规”，在没有与梵蒂冈协商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些主教。2023 年 4 月单方面将沈斌（Shen Bin）主教调往上海，梵蒂冈直到 7 月中才宣布教宗同意这次任命。

有了双方主教任命协议的基础，北京教区宣布于 10 月下旬任命 54 岁的甄雪斌（Matthew Zhen Xuebin）为助理主教。他将与 2007 年晋牧的李山（Joseph Li Shan）总主教一起工作，李山主教担任官方背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甄雪斌主教的任命尚未公布，但将按照不透明的协议进行，并且很可能会像所有新任中国主教一样，在祝圣当天由教廷公布。

教会的自由和快乐不能源自政权的施舍，否则其本质是残酷的，信者还不得不卑躬屈膝，低头哈腰，不得不屈服接受强加的权势。教会及其精神领袖经常处处小心翼翼。梵蒂冈的中国政策特别要规避给当局涂脂抹粉，掩饰其迫害教会真相，以及作为政权的伴偶意图。

中国的短期目的是就主教任命的事宜达成共识，长期的政治目标是要求梵蒂冈切断和台湾的邦交关系，转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中梵关系一般背景

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有十多个世纪。陕西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唐朝贞观九年——即公元 635 年——罗马帝国基督教传入中国。罗马天主教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往来，从蒙古与教廷外交开始。

1245 年，教宗依诺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特使出访蒙古，劝谏正在西征的蒙古大汗停止杀戮。

元朝过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但中梵官方往来在明朝期间中断。

清朝建立后，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来华，教廷反对“敬孔”、“敬祖”引起中国皇帝不满，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礼仪之争”。法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取代葡萄牙控制在华“保教权”。 1844 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国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清代曾经出现的中梵建交努力以失败告终。

清末至民国初年间，天主教在中国蓬勃发展。 1910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中华民国成立。教廷于 1922 年派遣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Ab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到北京。 1926 年 12 月，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在罗马给首批中国籍主教祝圣。

1942 年 6 月，中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派遣谢寿康为首任中国驻教廷公使，中梵正式建交。 1946 年 4 月 11 日，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华各级罗马天主教教会正式接受教廷管辖。黎培里总主教（Antonio Riberi）同年 12 月抵达首都南京，就任首任圣座驻华公使。翌年，黎培里任命美国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领导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后，教廷并未召回驻华公使黎培里，也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留在中国大陆指导教会及教产工作。考虑到在华神职人员安全，曾欲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但毛泽东政权拒绝梵方的意向。随着中共政策变化以及黎培理与当局矛盾加剧，1951 年，北京将黎培理驱逐出境；天主教徒及其他宗教的信徒被送到劳改营。

教廷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中断三年，但是教廷并没有停止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时亦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后教廷于 1952 年在台北恢复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

1957 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1958 年起自行选任主教并举行祝圣礼仪，即“自选自圣”；1958 年，华理柱主教在上海被捕，1960 年被上海法院以间谍罪名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文革结束后，1980 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与天主教爱国会组成官方“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

1966 年爆发，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基督教活动全面停摆，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有所接触，中梵关系出现转机——1970 年 7 月 10 日，中共当局提前释放并驱逐华理柱主教。

中共中央 1982 年第 19 号文件颁布，宗教活动逐步恢复，教堂、教产归还，双方关系变暖。邓小平于 1981 年 12 月 12 日会见意大利访华政客时说：“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

期间，中国仍然坚持官方天主教的主教人选必须遵循共产党的领导，但双方达成一定默契，主教人选通常由教廷及官方双重认可，最终由当局指定。同时，教廷追认一定资格的主教，但梵蒂冈任命的主教，仍然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扰。

2000 年10 月1 日，若望保禄二世给历史上 87 名中国教徒和 33 名赴华传教士册封为圣人，北京谴责此为梵蒂冈“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

一年后，教宗表达希望中国政府原谅（中国认为有些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凶）教会过去错误的愿望，促请北京当局与梵蒂冈建立直接关系。双方紧张关系缓解。中国回应称中梵关系可以正常化。

2005 年，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继任，进一步就建交问题与北京商讨。虽然主教任命大多遵循“双重认可”的模式进行，但中国官方天主教会仍不时进行“自选自圣”，以表明其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非教廷的领导。

2006 年，时常公开批评中共政权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发表令北京不悦的言论，官方教会进行报复性“自选自圣”，未经圣座认可祝圣三位主教。双方关系恶化。教廷宣布，中国自圣的两位爱国会系统的主教马英林、刘新红，和两位负责祝圣的主教因此被自科绝罚（自动革除教籍）。

2007 年 5 月，本笃十六世对中国大陆信众发表牧函，指出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奉行的“三自”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梵蒂冈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但教宗相信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愿继续与梵蒂冈对话，但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交；刘柏年认为牧函表达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和关心，希望中梵能早日建交。

2012 年以后，由于教廷与中国政府就任命主教问题的分歧，中国官方教会停止祝圣主教。双方开始谈判关于主教人选制度化的协议。

2015 年再度恢复任命“双重认可”的主教。 2016 年 11 月 30 日，首批获梵蒂冈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认可主教之一的唐远阁正式就任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

2018 年 9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及梵蒂冈方面宣布双方就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问题签订了“临时性协议”，该协议的详细内容仍未公布。

2020 年 6 月，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原教廷驻香港代办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 Corona）2022 年 3 月卸任前，向一批在港天主教团体提出他对香港教会发展的忧虑。教廷驻港代办处等已开始谨慎地将教廷档案运离香港。

2022 年 9 月 16 日，梵蒂冈圣座国务卿伯多禄·帕洛林证实，教廷持续向中国提出将派驻香港的办公室迁至北京的想法。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