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2024年12月8日）
邓小平的平庸与伟大
诸一丁
在中共党史中，邓小平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打造了一个新中国，那么邓小平就打造了一个新新中国：邓小平的“新”，也就是改革开放，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有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此人便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共历来擅长于给普通人头上套上一个神秘的光环，让人感到那些人似乎高不可攀，例如雷锋，一个小学程度的普通战士，现在他的塑像到处可见，还有大学以雷锋冠名，叫“雷锋学院”。邓小平其实与雷锋类似，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国家领导人而已。但有人马上会说了，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的，从改革开放来看，邓小平也的确是位伟人。不过，邓小平的伟大与他的平庸之间是互相拧巴。
毛泽东带领部下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首先，他打倒了地主。根据统计，在50年的这场土改实验中，大约有200万地主遭到镇压。这200万地主的后代遭受了比父辈更为惨烈的待遇，那是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上学、参加公务员行列、参军、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在社会上受尽歧视。地主自己被镇压，祸还延续至孙子。后来他又搞大跃进社会实验，直接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据保守统计，大约3000万人因饥饿遇难。这数字大大超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死亡人数之和。与此同时，他又引蛇出洞，开展了“反右”运动，旨在通过实验将“右派”改造成左派，也就是引导他们脱离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些旧知识分子还真的被改造好了。例如郭沫若，此人被有些人誉为的文坛泰斗，说自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不过，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来得及改造之前就成了新时代的祭品。许多大知识分子在劳改农场活活折磨致死。即算侥幸活了下来，“右派”们和他们的子孙共三代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紧接着，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次社会实验让上亿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许多人那点本来就薄弱的家底被洗劫一空，他们的身体被那些“夺过皮鞭抽敌人”的红色基因者抽打得皮开肉绽，北大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未名湖自杀，未名湖遂得名“自杀湖”。全国这类似的“自杀湖”、“自杀山”不知道多少。能熬过去的“文革”地富反坏右实属幸运。
文化大革命又给中国加添上千万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
在农村，农民被紧紧地捆绑在了土地。没有迁徙的自由，甚至没有种什么作物的自由。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价值大约只有当时人民币5毛钱，或更少。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结果倒欠人民公社几十元。所以农民都觉得是国家在养活了他们。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确确实实翻身作了主人。
农民以及工人就像被五花大绑，同时还要劳作。这时农民只能用脚挥舞镰刀，工人只用脚抡起铁锤。
在这么多运动中，邓小平一半时间是毛泽东路线的贯彻着，还有一半时间是被捆绑对象。他数次被打成了走资派。
邓小平终于熬过了毛泽东以及所有的第一代中共领袖。毛泽东又没有像金日成一样留下血脉来继承王位，而邓小平在第二代领袖中的资历最老，所以他名正言顺地接班。
因为有过被捆绑的经历，邓小平知道一个人很难在被五花大绑时还能正常地劳动。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松绑。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沉浸在阶级斗争的狂热中，这两个字的确不同凡响。松绑二字经过党内理论家的一番润色，上升为“改革”理论。松绑的第一年，农民被松开了一只手。第二年一看，效果不错、粮食有所增加。邓小平又说，那就继续松绑，或许能抓更多只老鼠。于是邓小平又给工人农民解开了绑在另一手上的绳子。后来，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邓小平确信，把绑住农民手和脚的绳子同时去掉，农民能抓更多的老鼠。邓小平又大规模地给“右派”平反、让农民自己决定如何种田，工人去寻找市场。邓小平的这项实验足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有些人会这样认为。但他做的事真的再简单不过了：毛泽东把人给绑起来，他将绑人的绳子松了松，但也没有完全去掉，大部分仍在。
邓小平留过洋。他有理想要追赶欧洲。他在给农民工人松绑的同时，他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要追赶欧洲，就一定得以欧洲为参照。后来，吉米卡特邀邓小平去了一趟美国，让他凡触目处无不惊心。欧美已经超过中国太多太多。然后，邓小平决定对外开放。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对欧美开放。因为，中国从来就是对非洲、对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开放的。但那种开放对中国毫无意义，只能是拖中国的后腿。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但他的伟大完全是建立在前面一位领袖的灾难上。如果前面那个人不抓“右派”，不抓“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不把国家搞得百孔千疮，就不会产生邓小平的伟大：给“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平反。如果前面那个人不把本来就自由的农民、工人五花大绑，就不会有邓小平的伟大松绑--也就是所谓的改革。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本来就可以自由迁徙，至少可以在灾年时逃难。后来你成立了一个新的体制，把农民、工人五花大绑，没有饭吃时，也不允许农民外出讨饭。现在邓小平给他们松绑，你又说你如何如何伟大。1949年时，许多人出走中国、或移居香港，这说明那个年代，人民本来就有迁徙的自由。是前任伟人把门给堵上了，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思路。这才造就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了春秋时代的百花齐放，后来有了“反右”，才万马齐喑。再后来邓小平说，要让人民说话，这才稍稍有了点思想自由的空气--虽然这空气中的氧气成分仍旧稀薄。总之，邓小平的每项伟大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愚蠢与严重灾难之上。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年大约只有2%，而中国大约是平均8%，其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因而取得了叫全球惊艳的成就。但这个速度也是因为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的失误上建立的。如果从1949年开始，中国平稳地发展，没有政治运动，没有人斗人的内耗，那么只要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那么也能成就出今天的繁荣。1949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就遥遥领先日本。一直到1954年，日本才追上中国。中国第一任领袖用政治运动把中国人为地搞垮了。事实证明，只要不搞政治运动，中国就能崛起。
不搞政治运动、不搞阶级斗争，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吗？解释中国这四十年的成就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去用功，解释了这四十年的成就也根本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大步向前迈进，但是好日子似乎没有过上几年，中国人又开始热衷搞阶级斗争了。这十年来，不断抓无辜的牧师、“709”整肃律师、不断铲除民间企业家、逼退外资。虽口号仍旧说，中国的门会越开越大，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门越开越小，西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寥寥无几，但拥挤着要外出走线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因为迫害的来临，集体逃亡他国，申请政治避难。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编造各种理由纷纷申请政治避难。今天的中国版“五月花”实在是在给中国打脸。
搞政治运动需要极端的狂妄与无知，在中国，我们平民百姓需要的是平庸的政治家，是不想做火车头、不想给他国一一带路的平庸领导人。在中国，平庸的领导人就是最伟大的领导人。邓公就是这样一位既平庸又伟大的领导人。其实这就是老子的核心智慧—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说政府一点事都不做，而是说，不要瞎折腾、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将人民当敌人。如果当今的领导人真的想青史留名的话，还是像邓小平一样，做个平庸的领袖吧。
（作者诸一丁为中国家庭聚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