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 （对华援助协会）

（温哥华/台湾-2025 年1 月19 日）北美著名牧师洪予健博士因其深入教会的牧养影响力，并践行基督信仰对北美社会的见证，和对中国家庭教会特别是受逼迫教会的坚定支持，及其对 1989 年发生在天安门的世纪惨案表达长期的关切，而受到教内外的赞誉和肯定。

1989 年北京发生天安门惨案时，洪予健牧师在海外声援天安门学运。他不忘当年的往事，2008 年12 月“六四”二十周年前，洪牧师发起海外华人基督徒发表《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参与对稿件的修订和最终的定稿。他得到不少海内外颇负盛名的牧者签名支持。这是天安门惨案二十年之后华人基督徒第一次以群体形式对“六四”发表公开声明。从 2009 年以来，信友堂联合举办六四周年烛光祷告会。

洪牧师于今年（ 1 月 17 日）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杨宪宏先生的访谈，“为公义做见证：海外华人教会为何开始公开纪念六四”。该栏目得到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博士的）的有力支持。

洪予健牧师在采访时详述公开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宣言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早在 2008 年，在旧金山举办了“一代人的见证”聚会，由神州传播协会主办。一代人的见证聚集了当时在北美侍奉的从大陆来的成为传道人大约有 300 多人，这是一次集结，在湾区做了一次聚会——一代人的见证。同时，产生一份文件《旧金山共识》。

洪牧师直言，他是《旧金山共识》起草组的成员，他以为中国政府的统战渗透在大会中是蛮严重的。旧金山共识达不到他们原先所期待的高度。他说：“没有把中国家庭教会的名称讲出来，也没有表达海外教会对他们明确的支持态度。这文件都没有谈到。”

他说：“我是文件的宣读者，我服从大会的多数人的决定，学习顺服，接受宣读的任务。但我们心里都有点遗憾。没有把真正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洪予健牧在采访时爆出那次聚会结束后，出现再集结一个会议的重要细节，他指出：这个会议结束时，他们正准备告别时候，突然被通知到一个房间里去，有一个特别的会议要进行。

他说：我看到了当时王怡长老（后按为牧师，现在监狱。）等国内来的的基督徒，也有我们海外的传道人，他们突然告诉我，明年（2009 年）就是“六四”二十周年，独立的华人教会二十年来没有对“六四”举世震惊的这场天安门血案表达正式的立场宣告和表态。他们谈到了他们的感动。王怡从怀里掏出一份草稿，就是后来我们“六四”二十周年宣告的初稿。

洪牧师说：他是理工科背景的，希望文科背景的牧师可以接受修稿、定稿，但许多牧者都不肯接受定稿。最终王怡建议由他来接手，洪牧师说：“我无法推托”。

当时王怡信主不久，洪牧师不确定他（王怡）是不是会走这条路？后来发现他走的越来越坚定。2008 年见到他时，我为他献上感恩。他这么勇敢。文告发表后，他们在国内，我们在海外，他们要受到的威胁和逼迫要大的多了。我为他的勇气所感动。

在那个会议上，其他人不愿意接受修订“六四”二十周年的稿件，王怡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洪牧师说：“我感到莫大的信任，我也是感动，我不便拒绝。他这么勇敢，这么诚恳。”

洪牧师坦言他为这事有过一些想象，他说：其实，过去我每年讲道中都会提到这事，不忘这事，也在祷告中纪念，但是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的。我个人有立场，现在要我牵头，最后的定稿，联络海外各处的牧者一起来签名。共产党最痛恨的就是那些牵头的人，“枪打出头鸟”，它不在乎个人发表，你搞组织行动，联合起来搞组织，这是共产党最忌讳的事情。共产党是搞组织出身的，它以为这是它的专利，其他人都不能组织。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洪牧师话锋一转，说：“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要把教会收纳在它的名下，进行控制领导，家庭教会被迫转入地下。它不能接受任何一个团体不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就是专制的本质。当时我就意识到，我一旦接受（定稿签发）这个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那一定会上黑名单的。共产党是‘无所不在的’，你是逃不掉的，别人说我勇敢，但我也是有限度的。”

洪牧师接受了初稿，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了（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全文），把完整的东西表达出来。

洪牧师说：2009 年我发表了一篇讲话：“华人教会如何面对伤口？”那年，我在一个华盛顿长老会的国家礼拜堂去发表。有中、西的听众在里面，包括“六四”的一批学运领袖，基本上很多都到场了，柴林、封从德，张伯笠、周封锁都到场。柴林后来信主了。

当时，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的特别顾问寇尔森（Charles W. Colson）他有一个电台的联网，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我对六四的讲论，神允许六四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教会有几层的意义。洪牧师说。

杨宪宏先生在关于“六四”二十周年宣告中的片段——“关于六四悲剧的记忆、控制和遗忘，仍然压迫并扭曲着中国人的心灵，”时指出，六四不只是过去历史的悲剧，而是“现在式”的现实中仍然在延续，因此它并没有结束，因为它至今仍然在扭曲中国人的心灵。杨先生希望洪牧师回答为什么当时他们会这么说？

洪牧师回答说，六四的痛感，影响面很大，运动起来时浩浩荡荡，从悼念胡耀邦开始，民众没有预测，几十万、百万人的和平聚集，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打破。那时的大学生非常珍贵，北大、清华最优秀的精英发起这场运动，大家期待国家听取他们的声音。她们不是挑战共产党的政权，他们的诉求是反腐败。后来却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扣下动乱的帽子，这就直接影响他们的未来前途。

学生们为了证明我们不是动乱，我们只是请愿，他们是跪下请愿的。政府就是不听，镇压如此残酷，机枪、坦克扫射。政府拼命的掩盖，强压下来。我们感到心寒，痛心，悲剧，“六四”都变成了敏感词。这是记忆和遗忘的一场争斗。共产党要我们遗忘，压迫扭曲中国人的心灵，连对面事实的勇气都没有，共产党用这样的莫须的谎言来掩盖血写的事实，这是“从失魂丧魄的生命状态、到淡漠麻痹的道德意识；”使得人们什么都不敢言，什么都不敢讲，使人完全失魂落魄的地步。洪牧师解释了“六四”导致長期的社会后果，贻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他说：这些意识形态笼罩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人们的心灵被扭曲，失去的是诚实和勇敢，仁爱的政治文化。谁诚实就打压谁。这就打破了一代青年的期待。共产党拒绝反省“文革”，六四也被压制。共产信仰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共产党的自我标榜也自我撕破。良知、灵魂的伤害很大。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