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2025年2月12日）

中国之耻：教室里的摄像头

诸一丁

 

早年外国文学爱好者大概都会听说过冯亦代这个名字。冯亦代出生于1913年，是位著名的翻译家，教授、作家，能用英文写作，是位享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一般人会觉得这样有学识的专家，又经历了苦难的磨练，人品也应该纯粹、高尚，能成为众人的楷模。最近，有本书出版，让人知道了冯亦代的真实面目，颠覆了一般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想法。冯亦代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很真实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后人将他的一段生活日记编成了一本书，叫《悔余日录》，这本书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后，因为改造出色，政府就策划他成了一位告密者。冯亦代经常走访章伯钧、储安平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想从他们身上打探点什么，然后向政府告密，他从此走上了彻底堕落的道路。冯亦代自己是个右派，还天天想着如何配合政府去害人。政府不仅在几十年前做策划知识分子做线人，现在也是如此。

连大知识分子中出卖朋友的人都大有人在，那么如果政府想要收买学生娃娃做眼线，那就太简单容易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在高校中收买学生做特务勾搭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学校都在做，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大学一个班平均50个学生，学校会以奖学金的方式收买两名学生做密探，专门收集老师、教授在课堂上讲课的内容。如果老师有政府认为的出格言论，密探学生要马上向学生干事报告。有位科级干部的官员就很得意地亲口告诉我说，他在上海求学时，老师在课堂上用很不敬的语言评价毛泽东，他就马上向系里的领导汇报，并伙同一些学生向这位老师发难，说：“你根本不够资格评价毛泽东，你必须向学生道歉，”搞得这位教授灰头灰脑，只好在课堂上向学生认错。这位科级干部还很年轻，他这位置很可能是一路告密获得来的。

中国学校东厂化已经普遍开花。一方面，学校监视老师的一言一行，同时，大学学院书记、校长成为皇帝，说一不二，没有哪个教授敢挑战书记、校长，敢在教室发表自己真实的学术意见，生怕书记借机会整人、打击报复而丢了饭碗。

做线人的学生不仅负有监督老师教授的责任，而且要监督同学，看哪位同学开始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开始去校园团契聚会。报告这些都是线人学生的责任。

学生线人的破坏力相当惊人，他们的出现，大大加重了老师教授的心理负担，这完全是一种迫害老师、教授的行为，破坏了师道尊严，打碎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让他们成为一群为嗟来之食而存在的雇工。这样做也破坏了学生之间的互相信任。学校鼓励学生互相监督，举报，告密，想要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甘心成为小人、走狗。以后他们走向社会，将成为毁灭企业的隐形杀手。学校并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地方，更是透过师生关系来培养学生的品格。但线人学生五一割裂了师生关系，师生被置于敌对状态。学校书记、校长充分利用线人学生提供的材料来打击异己。

我们时不时看到，某高校老师，因为不当言论被辞退的新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老师就因“发表错误言论”的言论而被解聘。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也因言论而被解聘。清华大学1920年的校训：自由之思想，建立独立思考，独立人格。那都是封存的历史了。学生密告老师的同时，老师也就用各种方法坑学生。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有了进一步的别样提升。

告密制度不仅在学校、单位、甚至蔓延到了教会。教会本来是讲上帝的爱，讲彼此相信的地方，可是如今中国的三自教会不再是净土。教会内也有告密人，北京缸瓦市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党员。主日座位上也有冒充信徒的告密者，汇报牧师讲了些什么内容。本来三自牧师的讲章都是经过了宗教局审核，但宗教局不放心，害怕牧师脱稿宣讲，于是就在教堂的信徒中安插眼线。缸瓦市的牧师是党员这种现象并非孤立，而是一种制度化的作业。很多的主任牧师被发展成为党员。或者必须是党员牧师才能成为主任牧师。很多信徒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脱离三自，自己组成了家庭教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家庭教会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在前台幕后推动的果子。

现在告密更加现代化，有些大学已经率先实现监督老师电子化，就是在这些大学里，每个教室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予以记录，进入大数据库。三自教会也是如此。三自教会的门口和会堂里都安设了摄像头，监视信徒和牧师的言行。

集权政体下，政府官员不相信人民，要处处监视公民的言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很忠实地反映了集权东德对人民的监视制度。在东德时代，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监督之下。中国现在要走向文明社会，不能再搞东厂、东德那一套。要让人民对政府衷心爱戴，这种衷心的爱戴中必含有对政府诚实的批评。如果连一点点批评意见都听不进去，我只能说，中国政府就别做“给所有国家一一带路”的梦了。

（作者诸一丁为中国家庭教会牧师）